“五篇大文章”总体部署下,稳步推进绿色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产品与标准的全面统一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成果。
产品与市场方面,对于国际市场,绿色债券发行节奏有所放缓,但社会债券和可持续主题债券发行显著增长。对于国内市场,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占比持续提升,可持续债券发行明显提速,零碳园区、绿色贸易、绿色消费等新场景、新领域预计将成为推动我国绿色与转型金融发展的新增长点。
气候风险管理与信息披露方面,国际气候风险监管呈现统一框架与区域分化的态势。我国气候风险信息披露监管趋严,同时银行机构在气候风险的治理、纳入信贷业务流程、压力测试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当前,生物多样性正加速从理念共识转化为金融实际行动,其驱动力主要来自生物多样性风险加剧、信息披露规定强化、外部评级要求和市场偏好转向。国内外在政策引领与标准领域同步推进,国际机构与我国地方政府积极发力,聚焦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依赖、风险与机遇的评估和管理、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制定、信息披露框架构建及目标设定等关键领域,为市场提供制度基础。我国金融机构实践探索日益多元,包括发布生物多样金融服务方案、创新生物多样性金融信贷和债券产品与服务、完善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等方式。
展望未来,生物多样性金融发展将呈现五大趋势:生物多样性金融政策与标准体系将完善并与全球框架对齐;生物多样性创新融资工具将逐步兴起;生物多样性影响和依赖、风险和机遇的评估与管理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披露将标准化;科技创新与应用在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
国际方面,国际组织与金融机构通过深化蓝色金融领域合作,推动形成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原则与倡议。尽管全球统一的蓝色金融标准虽尚未形成,但在持续发展完善之中。同时,蓝色债券、蓝色债务互换、蓝色基金等金融工具与服务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为全球海洋经济注入了市场化动力。
国内方面,山东、广东等沿海地区已率先发布蓝色金融专项政策。我国在积极制定全国层面的蓝色金融标准,并且厦门、烟台、威海、日照等地先试先行具有地区特色的蓝色金融标准。在实践领域,蓝色债券已成为最主要的融资工具,其中发行离岸人民币蓝色债券是市场的重要创新;蓝色贷款是我国海洋相关产业的重要资金源;蓝碳金融是我国蓝色金融市场的创新着力点。
一是净零银行业联盟(以下简称NZBA)于2025年10月宣布停止运作。2021年,NZBA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以下简称UNEP FI)发起成立,核心使命是要求成员银行在2050年前实现贷款与投资组合净零排放。背靠联合国与彼时澎湃的全球气候雄心,NZBA迅速扩张,巅峰时吸纳了近150家银行,覆盖44个国家,总资产规模超过74万亿美元。然而,在2024年底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NZBA迎来“退群潮”。2024年末至2025年初,高盛集团、富国银行、花旗集团、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六大美国银行先后退出NZBA,受其影响,蒙特利尔银行等加拿大主要银行、英国的汇丰和巴克莱银行也陆续宣告退群。2025年10月3日,NZBA宣布停止运作,结束联合国支持的银行业联盟的活动。
二是净零资产管理人倡议(以下简称NZAM)于2025年1月暂停所有活动。NZAM是一个由全球主要资产管理公司组成的气候联盟,于2020年12月成立。NZAM签署方须承诺支持到2050年或更早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与全球将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努力保持一致。2022年底开始,先锋领航等资管巨头相继退出NZAM。在2025年1月9日贝莱德宣告退出后,NZAM发表声明:“鉴于美国近期的形势发展以及投资者各自司法管辖区内不同的监管和客户期望,NZAM启动自我审查以确保在新的全球环境下仍然适用”,“审查期间将暂停跟踪签署方执行情况和报告的活动”,“审查结果出来之前,NZAM也将在网站上暂时删除签署方名单和他们的承诺声明,以及相关案例研究”。
三是净零保险业联盟(以下简称NZIA)于2024年4月停止运作。NZIA由UNEP FI于2021年发起成立,其宗旨是敦促联盟成员在2050之前实现保险和再保险承保组合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2023年5月,美国23位保守派州检察长指控NZIA的协调行动可能构成非法反垄断活动,随后核心成员陆续退出,NZIA终在2024年停止运作。
国际气候金融联盟的停止运作是法律、经济与政治多重矛盾叠加的结果,深层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两大层面:一方面,美国“反ESG浪潮”与反垄断指控的围剿。美国“反ESG浪潮”始于2021年由共和党主导的州级立法活动,其核心动因是共和党阵营将ESG理念与“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相联系,认为这是一种在常规政治程序之外,强行推行左翼价值观、限制企业自由并异己的手段。2021年,德克萨斯州出台限制性法律,禁止州养老基金投资那些化石燃料行业的金融机构,“反ESG浪潮”正式打响。此后,佛罗里达、俄克拉荷马等共和党主政州纷纷效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ESG运动。据统计,2021至2024年间,全美共有40个州提出了近370项反ESG法案,金融机构开展ESG活动面临日益严峻的法律与舆论环境。随着“反ESG浪潮”的深入,反对者指控升级,指责华尔街金融机构通过参与气候金融联盟形成“合谋”,集体化石能源产业,这些商业行为已涉嫌违反美国反垄断法。这一指控在2024年11月达到高潮,德克萨斯州牵头多个州联合对贝莱德、先锋领航及道富集团等金融巨头正式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其投资策略“推高电价”。该诉讼是ESG领域迄今最具影响力的一宗诉讼,也从本质上揭示出共和党ESG的根源,即ESG活动损害了以传统化石燃料为支柱产业的州的经济利益,并触犯了反垄断法的商业竞争原则。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逆转与监管转向是压垮净零金融联盟的“最后一根稻草”。2025年1月20日的上任伊始,特朗普便签署4项与能源和环境相关的行政令以及1份备忘录,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鼓励扩大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开采。随后在2025年4月8日,特朗普进一步签署《重振美国美丽清洁煤炭产业行政令》等一系列行政令,明确以“重振化石燃料产业”为目标,并阻止各州推行与气候变化及ESG相关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亦同步转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式放弃为气候风险披露规则、其他联盟金融监管机构也相继退出国际气候组织,如美联储退出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这一系列行动,彻底加剧了美国金融机构参与气候国际合作的法律风险与政治不确定性,最终触发了国际气候金融联盟的停止运作。
然而,全球气候金融步伐并未停滞,发展趋势正从“全球一致性行动”转变为“自主与弹性实践”。首先,国际气候金融联盟由“硬性约束”到“弹性指导”的转变。例如,NZBA基于9月底投票结果,决定正从一个有明确成员承诺与行动要求的会员制组织,重组为一个开放、弹性的框架性倡议,其方法论和框架将继续公开,供全球银行业自愿参考,也保留了支持实体经济转型与《巴黎协定》目标的初衷。2025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针对银行业自愿气候信息披露文件——《气候相关金融风险自愿披露框架》。该框架经历了从强制性要求向自愿披露的决策转变,体现了国际标准制定中对现实政治分歧与各国发展差异的考量。自愿性框架则在维持全球适用性的同时,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预留了改进空间。其次,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正成为美国气候行动的核心驱动者。加州出台了《气候企业数据问责法案》(SB 253)和《气候相关金融风险法案》(SB 261)两项气候信息披露法案,成为美国“气候先锋”;美国主要银行虽退出了NZBA,但他们均明确表示仍将致力于实现自身净零排放目标,帮助客户降低碳足迹。最后,以多边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区域联盟坚定应对气候变化。多边开发银行以气候融资为抓手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2024年多边开发银行气候融资报告》显示,2024年多边开发银行的气候融资同比增长10%,达到了创纪录的1370亿美元。
2025年9月24日,中国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提振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信心。我国日益成为成为全球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行动者,将推动我国绿色金融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锚定我国新阶段绿色发展战略,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的重点领域和主要着力点应聚焦“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鲜明强调了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需要锚定我国新阶段绿色发展战略。2024年,《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先后出台,开启了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新篇章,也成为了指引我国新阶段绿色发展方向的顶层制度。绿色金融服务于我国的绿色发展,2024年,在新的绿色发展顶层部署之下,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了下一阶段我国绿色金融的顶层部署。本次《指导意见》对绿色金融相关要求与前述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共同指引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围绕新阶段新战略,进一步完善体系、提高服务质效。
在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总体部署下,我国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2025年2月27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是对银行保险机构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的具体部署。《实施方案》提出了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总结为绿色金融体系完善、专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绿色金融业务占比提升三大方面。其中,《实施方案》首次明确提出“绿色金融业务规模占比明显提升”的目标,在支持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要求下,未来对传统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支持或将成为银行保险机构业务“含绿量”加速提升的重要增长点。
2025年7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以下简称《绿金目录》),《绿金目录》以《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以下简称“2024年版《产业目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为基础修订形成,统一了我国除企业上市和股票发行业务以外的各类绿色金融产品认定标准。
与原绿色金融产品相关标准相比,《绿金目录》充分体现了2024年版《产业目录》相较2019年版《产业目录》的更新内容,但在2024年版《产业目录》的基础上也有一定变化:一是一级分类目录增加了绿色贸易和绿色消费。二是增加了与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的映射,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映射仅作为一个参考,而对于企业或建设项目的行业分类,仍然需要以机构主营业务作为其行业分类的依据。三是增加了对具有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减排贡献的项目的标注。四是七大绿色产业中涵盖的具体项目也有一定差异,加强国际接轨,删减了传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相关内容。
绿色债券发行放缓,但社会和可持续主题债券发行显著增长。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发布的最新数据[1],截至2025年上半年,全球符合CBI定义的可持续债券市场累计发行规模达到6.2万亿美元。其中,2025年上半年新发行可持续债券5558亿美元,同比降低4%。分主题来看,绿色债券是全球可持续债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品种,累计发行规模约3.7万亿美元,占到可持续债券市场的62%,2025年上半年发行规模3413亿美元,较2024年同期下降12%。社会债券累计发行规模1.2万亿美元,其中2025年上半年新发行规模984 亿美元,同比显著提高39.6%。可持续发展主题债券已累计发行1.1万亿美元,2025年上半年新发行规模为1064亿美元,同比增长13.3%。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较小,必赢国际437官方仅694亿美元,2025年上半年新发行97亿美元,较2024年同比大幅提高110.9%。
分地区来看,中国绿色债券发行继续引领全球。CBI数据显示,中国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2]累计发行国,截至2025年9月末,中国(包括中国香港)绿色债券已累计发行5697.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5879.4亿美元。2025年1-9月,中国绿色债券新发行规模位列全球首位,为775.9亿美元,美国(467.7亿美元)和德国(455.8亿美元)紧随其后。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3],2025年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3.51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7.5%,前三季度增加6.47万亿元。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贷款、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贷款、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贷款余额分别为19.29万亿元、8.32万亿元和5.01万亿元。分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8.74万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7.91万亿元。绿色贷款余额占比方面,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持续升高,2025年三季度占比达16.09%,创历史新高。绿色贷款余额增速方面,2024年以来,虽然增速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15%以上的增幅。
全国转型金融标准正抓紧制定发布,转型贷款已初具规模。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牵头起草了《转型金融标准使用说明(试用稿)》以及首批钢铁、煤电、建材、农业等四个行业的《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目前,首批四个重点行业转型金融标准正在在部分有条件、有意愿的试点地区试用。同时,部分地区基于“急用先行”原则,结合当地转型需求重点领域,出台了地方性转型金融目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9个省级地区、11个地级市/县发布了转型金融标准,如重庆、上海、天津、河北、新疆昌吉、安徽淮北、浙江湖州等地。基于这些转型金融标准,金融机构不断丰富金融产品与服务,呈现如下特点:一是转型贷款覆盖行业范围拓宽,目前已有针对化工、汽车、船舶、航空、陶瓷、钢铁、农业、水泥、建材、造纸、煤电、玻璃、印染等行业的转型贷款落地。二是可持续挂钩类转型贷款持续丰富,例如发放与碳排放、碳足迹、ESG评级挂钩的转型贷款,将融资成本与转型绩效挂钩,激励企业低碳转型。三是服务形式实现创新,如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分行探索性开展“益企共赢计划[4]+转型金融”联动创新服务,银行和保险机构在转型金融贷款领域跨界合作。在监管机构指引与金融机构的实践下,转型金融贷款已初具规模,截至2025年7月底,试点地区转型金融贷款已超过600亿元[5]。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首批四个重点行业的转型金融标准已被多次论证,正在抓紧发布。与此同时,第二批航运、化工、有色金融、纺织、水上运输等7个行业转型金融标准的研制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
我国境内各类可持续债券累计发行规模已突破十万亿大关。截至2025年10月末,我国境内市场发行的各类可持续债券规模合计约10.15万亿元[6]。其中,2025年1-10月,我国境内市场发行的各类可持续债券规模合计约1万亿元,较2024年同期增长35.5%。其中,贴标绿色债券(包括碳中和债券、蓝色债券等)发行规模8039.37亿元,占可持续债券总规模近八成;转型类债券发行规模538.3亿元;其它可持续主题债券发行合计为1485.09亿元,包括区域发展债(主要为乡村振兴债)、社会事业债、一带一路债、绿色环保类地方政府债以及可持续发展债。
绿色债券发行显著提速,绿色金融债券表现亮眼。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25年10月末,中国境内市场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约4.98万亿元,存量规模超2.3万亿元。其中,2025年1-10月新发行规模8039.37亿元,较2024年同期增加约53%。分类型来看,2025年1-10月,绿色金融债券发行规模显著增加,为4316亿元,较2024年同期大幅提高179%,占绿色债券发行总规模近54%。
从创新品种来看,2025年绿色乡村振兴债发行规模保持增长。截至2025年10月末,境内市场碳中和债券、绿色乡村振兴债券、蓝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分别为9597.3亿元、1495.8亿元和376.9亿元。202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金融服务农村改革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推动金融资源投入乡村振兴,2025年1-10月,绿色乡村振兴债券保持增长,合计发行规模453.88亿元,虽然仅同比小幅增长1%,但创历年同期发行的新高。此外,2025年1-10月,碳中和债券发行放缓,合计规模1143.08亿元,较去年同期降低15.4%,仍为最主要的绿色债券创新品种;蓝色债券发行规模相对较小,为67亿元。
转型类债券发行保持稳定。截至2025年10月末,我国境内市场各类贴标转型债券累计发行规模合计2751.3亿元。2025年1-10月,转型类债券发行保持稳定,发行规模合计为538.3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和低碳转型挂钩债券是目前我国转型类债券的主要品种,截至2025年10月末,可持续挂钩债券和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分别累计发行1790.2亿元和692.1亿元,二者合计规模占各类转型债券发行总额的比例超九成。
一是服务新场景,创新零碳园区综合金融服务。零碳园区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新抓手,国家和地方密集发布标准指南、建设清单、奖补政策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当前,部分金融机构已探索开展零碳园区金融服务。如,兴业银行以“绿色+园区”为低碳、零碳园区建设提供“融智+融资”服务,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浦发银行推出零碳产业园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为零碳产业园的各相关方打造综合化的零碳金融服务体系;华夏银行与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启动“促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项目”,首批规模50亿元、期限16年,为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园区及关联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未来,三类零碳园区专属金融服务将不断涌现:一是针对园区,可围绕零碳园区的核心考核指标设计指标挂钩类融资产品;二是针对园区企业,可基于零碳园区企业“集群化”特点开发分布式能源项目打包授信模式,也可基于零碳园区企业“协同化”特点开发园区上下游资源循环收益权贷款服务;三是针对企业产品,可开发零碳园区产品碳足迹挂钩的贷款或供应链融资服务。
二是拓展新领域,绿色金融服务将更多向绿色贸易与绿色消费领域延伸。政策方面,2025年10月30日,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拓展绿色贸易的实施意见》鼓励拓展绿色贸易,其中也对金融机构发挥支持作用作出要求,例如要基于外贸产品碳足迹核算、碳标识认证结果等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标准方面,202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印发的《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新增了绿色贸易和绿色消费两大类,金融支持绿色贸易和绿色消费领域有了统一标准。国际层面,国际金融公司(IFC)与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可持续贸易融资参考说明》、国际商会的《可持续贸易融资原则》为可持续的贸易融资活动提供指引。金融产品与工具方面,当前已有部分创新的金融产品与工具开始推出,绿色贸易领域的有绿色贸易贷款(如湖州银行的“外贸绿小贷”)、绿色供应链融资(如广东清远的绿色供应链订单融资模式)等;绿色消费融资产品包括绿色建筑按揭贷款、新能源车消费贷等绿色消费贷款、新能源汽车保险等绿色消费保险、个人碳账户等。随着政策与标准的合力,预计金融服务绿色贸易和绿色消费领域将持续深入,共同推动这两大领域由探索向规模化发展。
2025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正式发布《气候相关金融风险自愿披露框架》(以下简称《气候披露框架》),基于银行审慎监管的第三支柱(市场约束),为全球银行业气候风险信息披露提供统一框架。《气候披露框架》以TCFD四支柱框架为基础,参照ISSB的IFRS S2与欧盟ESG监管经验,构建了覆盖治理、战略、风险管理和指标目标的信息披露体系。《气候披露框架》强调“定性+定量”结合的信息披露机制,要求披露气候治理框架、战略影响评估、气候情景分析、融资排放、行业与地理风险敞口等要素。《气候披露框架》最终定位为“自愿采纳、属地决定”,但在结构设计、方法口径等方面发挥重要引导作用,为各司法区监管机构开展气候金融监管试点提供制定支撑,也为金融机构建立气候信息披露与风险管理体系提供标准化参考。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正式与气候议题制度性脱钩。2025年4月,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下简称FDIC)和货币监理署(以下简称OCC)共同宣布,正式撤销其在2023年10月发布的唯一成文的气候监管框架——《大型金融机构气候相关风险管理原则》。该原则原要求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将气候因素全面纳入治理、情景分析与风险管理框架。此次撤销并非突然之举。2025年1月,美联储已宣布退出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理由是NGFS的工作范围“超出了美联储的法定职责”,同时FDIC也退出了NGFS。此次联合撤销行动,可视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与气候议题正式完成制度性脱钩。
新兴市场正朝着标准化和强制化方向,积极推进气候风险监管。可持续银行和金融网络(SBFN)是一个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监管机构、中央银行、财政部、环境部以及行业协会组成的国际组织,致力于推进可持续金融发展、促进金融稳定。截至2025年10月,SBFN已包含72个国家的101家会员机构。SBFN全球进展报告披露新兴市场可持续发展金融进展情况,其2025年全球进展报告[7]显示:针对ESG整合进展(ESG风险管理框架的建立和实施情况),55个成员国(76%)建立了ESG整合框架,37个国家推出的框架同时覆盖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已建立ESG整合框架的国家中,有26个国家设定了强制性的ESG整合要求,25个国家明确参考了IFRS S1的要求;各国监管机构正越来越多地将ESG风险管理纳入披露要求,期望金融机构将ESG因素融入其年度报告之中。针对气候自然风险管理进展,目前已有59个成员国(82%)建立了气候相关风险管理框架,其中半数已出台强制性法规;在已建立气候相关风险框架的成员国中,国际标准被广泛借鉴,巴黎协定和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分别被43个和39个成员国采用。可见,新兴市场以标准化框架、强制性监管、接轨国际准则为方向,提升气候风险监管方式方法。
在监管机构的政策指引下,我国银行业气候风险管理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公开研究显示[8],2024年度中国42家A股上市银行中,绝大部分银行已将气候因素嵌入全面风险管理框架,通过构建气候风险治理体系、将气候风险纳入信贷业务流程、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等方式,提升气候风险管理水平。对于气候风险压力测试,28家银行已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工作,其中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已全部开展,城商行(17家)和农商行(10家)的开展比例分别为47%和50%。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人类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破坏着这一生命基石,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迫在眉睫。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最新《全球风险报告2025》,生物多样性丧失在未来十年内将跃升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来源,仅次于极端天气事件。
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正面临着资金缺口与配置失衡的双重挑战。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严峻的资金缺口压力,保尔森基金会等机构2020年发布报告《为自然融资:缩小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首次系统性量化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提出年均7110亿美元缺口的基准结论。该结论被《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在多个官方文件中参考引用。另一方面,在自然保护领域还存在系统性资金错配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指出,各国政府每年至少会拨款1.8万亿美元,用于对环境有害的补贴。这1.8万亿美元又会通过政策信号效应导致额外5万亿美元私人资金流向化石燃料、商业捕鱼和工业式农业等破坏型行业,导致全球近7 %的投资持续侵蚀自然生态系统。
在此背景下,发展生物多样性金融调动私人资本流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至关重要。
首先,生物多样性与自然相关风险已成为金融风险的一个来源。金融系统对自然相关金融风险的认识日益深化,对生物多样性/自然相关风险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影响与传导机制的研究逐步深入,金融系统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重视程度已逐步与气候风险并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指出,生物多样性丧失主要由五大直接驱动因素导致,按全球影响从大到小排序,分别为土地利用和海洋利用变化;自然资源直接开发;气候变化;污染;以及外来入侵物种。这些驱动因素通过削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引发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并向金融系统传导。其中,物理风险是指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通过削弱其提供的、经济赖以运行的关键服务,直接导致依赖这些服务的行业遭受生产力下降、资产损毁等损失,进而引发相关企业贷款违约、抵押品贬值、保险赔付激增,最终传导给持有其资产或债权的金融机构,造成资产减值、信用损失等金融风险。转型风险指是指由于经济行为者与旨在保护或减少对生物多样性恢复和/或减少对自然的负面影响的行动不一致而给组织带来的风险。例如监管和政策、法律先例、技术更新、投资者情绪和消费者偏好等变化,都可能增加企业合规与运营成本,导致部分金融资产减值或坏账率上升,从而引发转型风险。
其次,金融监管部门日益重视生物多样性金融风险。一方面,国际金融组织逐步将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相关风险纳入金融稳定性监测范围,对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提出相应建议。2024年,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为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对自然相关风险提供了全面的建议框架,主要围绕风险监测、风险管理、披露及国际协作等方面展开,推动监管部门完善对自然相关风险跨部门、跨边境传导渠道的理解,将其纳入监管风险评估和政策制定中。2022年3月25日,NGFS和国际可持续金融政策研究与交流网络(INSPIRE)成立的联合研究组发布《央行、监管机构与生物多样性: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行动议程》,对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对应对生物多样性风险提供了建议,聚焦意识与政策引领、能力建设与公共产品供给、示范项目支持、强化披露框架、开发关键指标与数据库、建立绿色和棕色经济活动的分类体系、弥补自然风险分析缺口等重点方向。另一方面,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部门开始着手开展生物多样性与自然相关金融风险与影响评估。欧央行(ECB)、荷兰央行(DNB)、法国央行(BDF)均对所管辖地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生物多样性或自然相关风险进行了评估,并得出部分资产高度依赖生态系统服务的结论。
最后,外部评级要求与市场偏好转变也推动金融机构开始重视生物多样性议题。一方面,主流ESG评级体系对金融机构环境维度的评估日益重视并明确纳入生物多样性因素,例如明晟(MSCI)、富时罗素(FTSE Russell)、S&P Global CSA等机构已将生物多样性引入其ESG评级体系中。对于金融机构,评估重点在于其投融资组合的环境足迹,特别是对始森林、湿地、保护区等高生物多样性价值区域相关项目的融资活动、对濒危物种栖息地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融资,以及是否涉及严重的毁林风险。另一方面,投资者、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愈发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从生物多样性金融发展来看,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生物多样性相关影响、依赖性、风险和机遇的评估与管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金融相关信息披露和目标设定。
2025年10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2025年年会(AM25)上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支持全球组织采取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标准——ISO 17298:2025《生物多样性—组织战略与运营中考虑生物多样性—指南和要求》,旨在帮助组织评估其生物多样性影响、依赖性风险和机遇。该标准适用于所有组织,包括企业、政府、NGO等,采用迭代PDCA(Plan-Do-Check-Act)模式,强调评估影响、制定行动计划、监测改进,支持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目标15(企业行动),通过提供一套实用、可扩展的框架,指导所有组织将生物多样性融入战略、运营与决策。该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TNFD的支持,以TNFD提出的LEAP方法的建议和指导为基础,作为一项国际标准,将有助于将进一步协调概念、定义和方法,并支持各组织在其战略和运营中考虑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问题。[10]
其次,在资金支持方面,国际金融公司(IFC)、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等国际机构发布的生物多样性金融相关标准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指引。国际金融公司(IFC)2022年首次发布并于2023年更新的《生物多样性金融参考指南》是全球首个聚焦引导私营资金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实用指南,该指南将生物多样性金融投资项目与活动划分为三类,覆盖不同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一是寻求产生生物多样性共同惠益的投资活动;二是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或恢复为主要目标的投资;三是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ICMA于2025年6月发布《自然相关可持续债券指南》,旨在为市场提供自然主题可持续债券发行及评估指引。该指南是一份额外的主题指南,自然主题债券仍然需要遵循绿色债券原则(GBP)四大核心要素。指南明确自然相关项目的四大领域:1)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修复与保护;2)减少导致自然损失一个或多个直接驱动因素的经济活动转型,五大直接驱动因素分别为土地利用与海洋利用变化、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外来入侵物种蔓延以及气候变化;3)跨经济部门整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4)实施支持前述三类项目的倡议/政策、工具和活动。
金融机构探索发行生物多样性债券。如在2022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创新推出了首只以物种保护为目标的金融工具—“犀牛债券”,该债券在结构上实现了创新:票息不直接支付给投资者,而是用于支持两个保护区的黑犀牛保护工作。全球环境基金(GEF)将根据债券期限内黑犀牛种群数量的增长情况,提供相应规模的捐赠资金,作为投资者的实际收益。2024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行了10年期金额1.5亿澳元的首只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主题债券,为亚太地区一批缓解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最后,在信息披露与目标设定方面,TNFD 2023年9月发布的《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已成为众多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自然相关信息披露的重要参考。TNFD充分借鉴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方法和建议,与TCFD和ISSB的语言和结构保持一致,提出了在“治理、战略、风险和影响管理、指标和目标”四支柱下的14条具体披露建议。除TNFD外,其他国内外主流可持续信息披露框架也已纳入生物多样性议题,如GRI、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ESRS、中国三大交易所《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等。除信息披露外,已有国际组织发布框架指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生物多样性目标设定,如由全球公域联盟(Global Commons Alliance)发起的国际倡议科学目标网络(SBTN),旨在以科学为基础帮助私营部门、投资者和城市管理者制定合理的目标,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减少商业和城市建设对全球陆地、海洋、淡水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致力于保护和修复关键生态系统。SBTN于2020年公开发布关于为自然设置基于科学的目标(SBTs)的初步指南,包括标准化五步流程:扫描价值链对自然的依赖与影响热点;优先级确定即聚焦高敏感区域;制定科学目标;实施AR3T策略(避免开发敏感区→减少资源消耗→恢复退化地→再生生态功能→转变商业模式);披露进展,实时跟踪。
中国2024年1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对生物多样性金融三大领域均有所部署,该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和推动金融机构将生物多样性纳入项目投融资决策。到2030年,基本建成企业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长效机制,形成可持续发展及与自然和谐的生产方式,定期监测、评估和披露重点行业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和影响。”“探索在绿色金融体系中考虑生物多样性因素,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动员更多社会性资金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强化自然相关环境信息披露,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创造条件。”我国人民银行积极引导金融支持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制定。
地方层面,一是积极构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制度框架。2021年11月,浙江省湖州市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意见》;2022年12月,浙江省丽水市出台《金融支持百山祖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指导意见》;2024年9月,四川雅安发布《雅安市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发展实施方案》;2024年11月,安徽黄山市发布《黄山市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实施方案》。二是完善生物多样性金融风险、成效评估等标准体系。如浙江省湖州市制定《生态建设项目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技术规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利用基地评价规范》等地方规范。浙江省衢州市选取采矿、水利、农林牧渔等21个具有较高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行业,研制出台全国首个《银行业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指南》。浙江省丽水市出台《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数技术规范》,在全国率先建设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地方规范,为金融机构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评估和监测提供支撑。三是通过政策激励、融资模式创新等方式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如浙江省湖州市探索编制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投融资活动目录;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绿色项目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评价体系,结合绿色贷款贴息、绿色担保补助等政策,推动生物多样性领域项目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构建“财政补贴+生态补偿+信贷支持”的混合融资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湿地碳汇贷、生物多样性保护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绿色贷等特色信贷产品。浙江省衢州市试点基于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投融资模式,着力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渠道。浙江省丽水市对国家公园园区符合条件的项目和农户贷款优先给予再贷款、再贴现资金支持;基于国家公园GEP核算,创新推出“GEP贷”“生态收益贷”等生态权益抵(质)押贷款模式。[11]四是推动生物多样性环境信息披露,如安徽省黄山市制定生物多样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框架,将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纳入环境信息披露及绿色信贷风险管理内容,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12]
部分商业银行发布了生物多样性金融专项金融服务方案。2022年,兴业银行发布《关于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通知》,成为国内首家制定生物多样性专项方案的金融机构,该通知构建了涵盖授信政策、风险管理、产品创新的全流程体系。2022年,湖州银行出台《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方案》,系统性构建服务体系,在授信规模、利率定价等方面实行差异化政策。
针对企业和项目,部分银行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银行ESG风险评估体系。针对企业贷款业务,将包括生物多样性/自然在内的ESG风险因素纳入企业尽职调查等授信流程中。针对项目融资,采纳赤道原则的银行根据赤道原则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对大型项目融资进行审查,该标准纳入了对生物多样性因素的考量。部分银行开发了自身项目融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方法学,如中国工商银行湖州分行开发了一套针对投融资项目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方法学,绘制生物多样性风险“数位图”,实施差异化信贷管理。
创新生物多样性相关信贷产品与服务。一是商业银行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合作产品与服务,如江苏银行在2025年与亚投行签署《自然金融倡议合作意向书》,根据协议,亚投行将通过转贷机制与江苏银行开展合作,支持一批符合国际自然金融分类标准的高影响力自然生态项目。[13]二是生物多样性相关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将贷款利率等融资条件与借款人达成的具体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相挂钩,国内外银行均推出了众多相关创新产品。三是基于生物多样性相关表现提供差异化利率贷款产品,如邮储银行丽水市分行构建了企业生态信用评价模型,并创新推出“生态信用贷”产品,在担保方式、授信额度与贷款利率等方面使更高生态信用企业享有更大力度的激励政策。四是创新生物多样性相关产品,在该领域,国内商业银行开展了丰富实践,包括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具有生物多样性增益的碳汇等。五是围绕生态补偿的创新融资方案,如2025年5月,中国建设银行太仓分行创新推出了“保函+资金监管”综合服务方案,为当地一家汽车码头公司开立了太仓市首笔生态保护与补偿付款保函。六是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OD)融资机制,如2020年,江苏银行针对因采煤塌陷形成的生态退化区域,创新性地采用“环境修复+产业运营”模式提供融资通过创新设计“环境修复+产业运营”的融资模式,将生态退化的矿区修复成为集湿地保护和生态旅游为一体的公园。
发行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与银行业机构积极在境内外市场发行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例如,2023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在中国银行的助力之下,于香港发行地方政府首笔人民币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发行规模10亿元,募集资金投向海洋保护、环境监测修复、物种资源保护等重点领域;2021年,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成功发行全球金融机构首笔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用于支持国内生态建设示范区、山区生态修复、国家储备林等领域;2022年,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成功发行全球金融机构首笔以美元计价和欧洲首笔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该笔债券为三年期固息品种,规模4亿美元,募集资金对应国家森林保护、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和珍贵植物保护等项目;此外,建设银行悉尼分行、农发行也都发行过生物多样性主题债券,目的是支持天然林保护、河湖与湿地保护、植树种草及林木种苗花卉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完善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披露。从TNFD采纳情况来看,截至2025年8月,全球已有632家企业或组织承诺或已采纳TNFD建议。其中,中国内地(大陆)的企业或组织共9家,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共13家,中国台湾省共32家。在国内,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相关信息披露日益完善,而生物多样性金融是绿色金融的一个重要子领域,主要商业银行在可持续信息披露报告或绿色金融专项披露报告中均有涉及,披露内容的重点在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产品创新与实践。而采用TNFD建议框架对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进行系统性披露的银行仍然较少,2025年10月14日,威海银行发布《2024年度自然相关信息披露(TNFD)报告》,成为国内首家系统性披露自然相关信息的商业银行。
生物多样性金融政策与标准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并与全球框架对齐。在国际上,多项生物多样性金融指引发布,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保持一致。2023年6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发布了一项使资金流动符合《昆蒙框架》的高级别路线图,为金融领域的所有参与者(包括各国财政部门、金融监管机构、公共开发银行、私营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提出了将《昆蒙框架》纳入其政策和决策过程的建议,提出了每个金融参与者可以采取的关键行动。2024年4月,生物多样性融资(FfB)基金会发布《使资金流动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保持一致:将雄心转化为实施》报告,为各国政府可以采取的使资金流动与GBF保持一致的关键行动提出建议,具体包括4项建议、13项行动以及具体的全球成功实施案例。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已于2024年3月启动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建设工作,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本土实际,制度符合国情的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16]
生物多样性创新融资工具将逐步兴起。一是自然相关可持续发展债券和可持续挂钩债券,ICMA已于发布自然主题债券指南,其中也包括纳入自然相关KPIs的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为自然主题可持续发展债券和SLB的发行提供了详细指引。二是生物多样性信用融资工具,《昆蒙框架》首次将生物多样性信用纳入全球保护工具,生物多样性信用(自然信用)市场逐步受到市场关注,生物多样性信用已成为弥补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补充公共资金、调动私人资本的创新工具之一。尽管当前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但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也在积极推动相关方法学与标准的的发展。
金融机构对生物多样性相关影响、依赖、风险与机遇的评估与管理将持续深化。当前金融系统对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认识已日益深化,在TNFD等组织的推动下,也将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逐步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影响、依赖与风险的评估。然而当前仍然面临数据、方法和工具方面的挑战,但已有众多机构与组织在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建设、方法和工具发展方面开展工作,未来随着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金融机构对生物多样性相关影响、依赖、风险与机遇的评估与管理也将进一步深化。此外,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工具也将成为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评估的重要工具,TNFD和NGFS都明确强调通过情景分析能够更好的理解自然相关经济和金融风险,并为相关情景设计发布了指引。
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披露趋向标准化。如前文所述,生物多样性逐步成为继气候之后可持续信息披露领域又一重点关注议题,当前国内外主流可持续信息披露框架都纳入生物多样性作为重要的环境披露议题,并且都已经或计划进一步发布更详细的披露指南。TNFD的披露建议已经被多方认可,有望为全球一致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信息披露提供基础。
科技创新与应用在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重要性将日益提升。一是在弥合数据差距方面,通过物联网、遥感技术和无人机等,能够对物种分布、生态系统变化等进行大规模、实时动态监测;二是在风险和影响评估方面,利用大数据、AI等技术能够更有效地整合复杂和碎片化生物多样性信息与指标体系,量化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和影响,并进一步实现动态监控。
近年来,国际组织与金融机构持续深化蓝色金融领域合作,推动形成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原则与倡议。
2015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可持续蓝色经济原则》,成为首个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2018年,欧盟委员会、欧洲投资银行、世界资源研究所和WWF在第五届海洋会议上发布了全球首个可持续海洋经济融资框架——《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以下简称《原则》),为如何确保投资支持更可持续的海洋和沿海发展以及确保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指导,将促进SDG14的实现。为巩固《原则》发展并推动其转化为实际行动,2018年10月,UNEP FI发起了《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倡议》(以下简称《倡议》),旨在围绕《原则》建立一个全球专家网络,激励金融界将可持续投资和金融实践引入与海洋相关行业。目前,全球已有超80多家机构(总资产达11万亿美元)加入了《倡议》,成为《原则》签署机构或会员单位。目前,中国共有5家金融机构加入该倡议。2020年,兴业银行成为了《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倡议》的全球第27家签署机构和第49家会员单位,也是首家中资签署机构和会员单位。后续,青岛银行、南方基金、福建海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陆续加入。
此后,更多的蓝色金融领域原则和倡议加速落地。2019年,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在内的11家大型航运银行共同发起航运业负责任融资倡议《波塞冬原则》,为评估和披露金融机构船舶融资组合与气候目标提供一致性框架。2021年,6家世界领先的海上保险公司发起了《海上保险波塞冬原则》,为量化和披露保险公司船壳险业务组合的碳强度提供全球框架。2024年,UNEP FI制定《启航:可持续蓝色经济的目标设定》,指导《倡议》签署机构或会员单位设定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目标。2025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EP FI合作发起《海洋投资议定书》,旨在扩大对可持续海洋经济的融资、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14,为金融机构、政策制定者、行业等提供了清晰的投资路线 蓝色金融标准:尚处完善进程中
按发行主体划分,蓝色债券包括蓝色主权债券、蓝色公司债券、由开发性银行或金融机构发行的蓝色债券三类。2018年,塞舌尔共和国发行了全球首只蓝色主权债券,规模1500万美元,用以扩大海洋保护区、治理重点渔业、发展蓝色经济相关活动。此后,全球蓝色债券市场规模持续壮大。据CBI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末,全球蓝色债券的累计发行规模已达111.32亿美元。其中,
中国累计发行规模为53.43亿美元,是全球第一大蓝色债券发行国。2025年以来,全球蓝色债券发行显著提速,2025年1-9月合计发行规模37.39亿美元,已创历年年度发行新高。其中,发行规模最大的为巴西,为11.98亿美元,中国紧随其后,为9.18亿美元。(2)
蓝色债务互换是一种蓝色金融创新工具,是“债务换自然(Debt for nature swap,以下简称DNS)”工具的一种,其通过对债务国已有债务进行重组或再融资,从而为债务国减少偿付的本金或利息,债务国将这部分节余资金部分或全部用于蓝色经济活动。2016年,大自然保护协会(以下简称“TNC”)发起了与塞舌尔共和国的2160万美元海洋保护债务互换,这是全球首个蓝色债务互换工具;2021年,TNC和美洲国家伯利兹政府宣布完成3.64亿美元的海洋保护债务转换协议,使伯利兹的债务减少了GDP的12%,同时伯利兹承诺为其30%的海洋提供保护性投入,该笔交易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为海洋保护提供的最大一笔债务互换;2022年,TNC与美洲开发银行为巴巴多斯蓝色贷款提供1.5亿美元的担保,减少了4000万美元的偿付本金和利息,巴巴多斯承诺将资金节余用于海洋保护等环境保护工作,该笔协议采用了开创性的多边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共同担保结构。
部分国际机构采用成立蓝色投资基金的方式,开展海洋生态保护工作。2018年,世界银行成立蓝色基金PROBLUE,用以支持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海洋污染(包括塑料和垃圾)、海洋部门(如旅游业、海洋运输和海上可再生能源等)、政府海洋资源管理能力建设(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调动私营部门资金的能力)等四个关键领域的发展。截至2024年3月末,PROBLUE的支持活动总额已至1.8亿美元,涉及100多个经济体的247项活动。2023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金融地球FE推出渔业改善基金(Fisheries Improvement Fund),目标是到2030年为全球促成超过1亿美元的渔业改善投融资。
国家层面,虽暂未出台蓝色金融专项政策,但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文件鼓励加大金融对于蓝色经济领域的支持力度。2018
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海洋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海洋经济发展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聚焦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明确了银行、证券、保险、多元化融资等领域的支持重点和方向,并提出加大对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的支持力度,从中选择海洋经济发展成熟、金融服务基础较好的区域,探索以金融支持蓝色经济发展为主题的金融改革创新,集中优势资源先行先试。此后出台的多份绿色金融顶层政策文件,均有将金融支持海洋经济、海洋产业、海洋能源发展覆盖其中。例如,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旨在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支持美丽中国建设,“支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和海洋新能源、生态旅游等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其中的重点支持领域;2025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将“探索对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的金融服务”“推进大江大河、重要湖泊、重点海域综合治理”作为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之一。地方政策层面,山东、广东等地已陆续发布蓝色金融专项政策指引。2011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的意见》,旨在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撑,提出要培育蓝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2021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的《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表明要加快发展蓝色金融产业,并提出鼓励有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海洋金融事业部、推动设立国际海洋开发银行、鼓励发展海工装备和船舶融资租赁等指导意见。之后,广东深圳、广东湛江相继发布《关于印发深圳银行业保险业推动蓝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湛江蓝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等蓝色金融专项政策,激励金融资源投入至当地蓝色产业,推动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全国层面,现有绿色金融标准或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目录中均纳入了海洋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活动。2025年7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
年版)》,我国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正式统一,其中涵盖了海洋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海洋产业细分领域,为我国蓝色金融标准出台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全国蓝色金融标准正在积极研制中。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表示[17]要逐步建立生物多样性金融、蓝色金融标准体系:“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经济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将生物多样性金融、蓝色金融作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重点方向;蓝色金融标准正在抓紧研制,将适时在沿海地区开展试用工作。厦门、烟台、威海、日照等地先试先行具有地区特色的蓝色金融标准。2021
年,厦门市金融监管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厦门市绿色融资企业及绿色融资项目认定评价办法(试行)》,建立了具有厦门蓝色经济特色的绿色金融办法。绿色融资项目分类按三级分类,蓝色经济单列为一级类别,其中包括海洋生态保护、海洋资源绿色开发、海洋能源绿色开发、绿色港口等二级类别,以及海洋增殖放流、绿色渔业、海洋能源发电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绿色船舶制造和运营等三级类别。2024年,烟台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烟台市蓝色产业投融资支持目录》,包括海洋渔业、海工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海洋文化旅游和海洋交通运输等12个蓝色一级产业,41 个二级产业和84个三级产业。2024年,威海市方金融监管局等七部门发布《威海市蓝色产业可持续投融资支持目录》,包括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降碳增效产业、海上清洁能源产业、海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蓝色资源高效利用、海洋绿色服务等7项一级分类,24项二级分类,85项三级分类。2025年,《日照市蓝色金融支持产业指导目录》,包括海洋节能降碳产业在内的9项一级分类,34项二级分类,130项三级分类。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与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正研究制定《海南省蓝色投融资支持目录》。3.2.3 金融机构实践:产品与工具持续丰富
蓝色债券是我国最主要的蓝色金融产品,市场规模呈稳步扩大趋势。自2020年11
月兴业银行作为主承销商成功发行了我国境内市场首单蓝色金融债券——青岛水务集团蓝色债券以来,我国境内蓝色债券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截至2025年9月末,我国境内市场蓝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为376.9亿元,发行数量合计为39只。从募集资金用途来看,从已披露的境内市场蓝色债券来看,海上发电设施建设和运营领域是最主要的资金支持领域,合计规模136亿元,约占总总规模的36.08%;其次为海上风力发电装备制造,规模占比为7.47%;其他领域还包括海水淡化、绿色渔业,但规模占比相对较小。发行主体穿透来看,所属地区方面
亿元,其他地区还包括中国香港、青岛、深圳、南京、杭州和南通。所属行业方面,按国民经济门类行业统计,境内蓝色债券发行主体以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为主,其他行业还包括金融业、制造业和建筑业。银行机构承销来看,工商银行蓝色债券承销规模位居首位,为29.5亿元;兴业银行承销规模排在第二位,为21.6亿元。兴业银行的蓝色债券承销数量位居首位,为6只;中国银行、浙商银行承销数量排在第二位,均为4只。
亿美元。其中,中国香港交易所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蓝色债券发行市场,其次为伦敦证券交易所。聚焦中国香港离岸人民币蓝色债券市场,发行主体主要为银行机构和地方政府。对于银行机构,2020年9月,中国银行在境外发行中资及全球商业机构首只蓝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支持中行已投放及未来将投放的海洋相关污水处理项目及海上风电项目等;2020年10月,兴业银行香港分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发行三年期美元固定利率蓝色债券,实现了中资股份制银行首单境外蓝色(海洋和水资源保护)债券发行。对于地方政府,海南省政府已三次赴港发行蓝色债券。2022年10月,海南省政府发行12亿元离岸人民币蓝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海洋经济及海洋保护项目,是中国地方政府首次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蓝色债券;此后海南省政府于2024年、2025年分别赴港发行10亿元、15亿元蓝色债券,支持海洋保护等产业。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也已在港发行蓝色债券。2022年11月,深圳市政府首次在港发行11亿元蓝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支持水污染治理项目;2025年10月,广东省政府成功在港发行15亿元蓝色可持续发展债券,用于支持蓝色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粤港澳建设项目。2、
蓝色贷款是我国海洋相关产业的重要资金源。目前尚无蓝色贷款市场整体规模数据,银行贷款是海洋相关产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其中,
抵为主要形式,包括船舶抵押贷款、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海域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海洋碳汇、商标、海洋渔业活体抵押贷款等类型。例如,2024年,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发放全国首笔“海洋渔业活体抵押贷”——贻贝贷,规模330万元,用以支持传统渔业转型。蓝色银团贷款为一种创新融资工具,2022年,国际金融公司IFC与青岛银行达成合作意向,为青岛银行安排了1.5亿美元蓝色银团贷款,这是IFC为首的国际开发机构在中国的首笔蓝色金融投资。蓝色贷款创新也在持续进行中。例如,2025年,福建海峡银行落地全国首笔“海洋气候贷”、邮储银行落地全国首单“涉海VEP(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贷”。3、蓝碳金融
蓝碳金融是我国蓝色金融市场的创新着力点。近年来,随着我国蓝色碳汇计量技术的完善、海洋碳汇与蓝碳项目的蓬勃发展,我国蓝碳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形式不断涌现,主要形式包括:
①支持海洋碳汇交易,其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撮合或参与海洋碳汇交易、提供支付结算等方面提供基础金融服务。例如,2024年,荣成农商行、农业银行威海分行、威海市商业银行等多家银行从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购买了海洋碳汇,用于实现网点或自身的碳中和。②海洋碳汇贷款,2021年8月,兴业银行青岛分行落地了全国首单湿地碳汇贷,之后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威海市荣成农商银行、温州洞头农商行等纷纷实现了海洋碳汇的落地。③海洋碳汇保险,当前积极推动海洋碳汇保险发展的地区集中在山东和广东。例如,2022年,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了《海水养殖海洋碳汇指数保险实施方案》;2022年,威海市首创“海洋碳汇保险+信贷”模式;2024年,海洋碳汇价值综合保险在广东湛江落地。④蓝碳基金,2021年,兴业银行厦门分行创建了全国首个“蓝碳基金”,此后兴业银行厦门分行通过“蓝碳基金”开展多次海洋碳汇交易。注:
[4]“益企共赢计划”是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重要举措,引导金融机构为广州科技型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接力式且综合性的金融服务。
[13]资料来源:以金融之力守护自然之美——江苏银行与亚投行签署《自然金融倡议合作意向书》,江苏银行[EB/OL] 2025/7/5[2025/10.30]
[14]资料来源:全省首笔生物多样性绩效挂钩贷款成功落地,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EB/OL] 2025/9/30[2025/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