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前段时间生病住院(前后相加足足有 11 天),拿书桌上几本放置几年没有翻过的书细致看了,其中有《习谈治国理政》第一、第二卷、《资本论》纪念版第三卷、刘志彪、凌永辉18 年出的《管理世界》,有想说的,所以文字记录下来。自己本不是经济学科毕业,但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作有些时间,深深明白科技创新对制造业的推进作用,因此也当笔记。不足地方,各位指正!
前言:党十九大报告中讲:“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文字很有底蕴,经济发展用“转向”这个词,而不是用“转为”这个词,表明我们还没完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处在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阶段)高质量发展是继高速增长之后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体现出我国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高质量发展是由创新驱动的发展,科技创新是其他各类创新的基础和引领,是全面创新的核心!
2012 年,在党十八大首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此后国内学术界围绕创新驱动的理论基础、内涵特征、面临的问题等展开了较多的讨论。一般认为,创新驱动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熊彼特和波特的相关创新思想或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指出创新驱动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创新驱动就是以人类特有的劳动积累知识、发明工具、变革制度和改造自然,劳动者是创新驱动的主体力量,创新驱动就是要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可以分为创业型创新驱动和就业型创新驱动。
关于创新驱动的内涵和特征,结合所学应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科技创新打破资源要素瓶颈,二是有效整合各类创新资源,三是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对传统经济发展动力进行优化升级。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出发,整理分析了 OECD 组织中全球竞争力排名靠前的 25 个经济体的创新表现,指出创新驱动经济体一般应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较高比例的知识研发投入,二是十分活跃的创新创业环境,三是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关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进程,习于 2015 年做出了“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的深刻判断,根据 2016 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 “三步走”战略目标;1,目前我国已经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正在加快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必赢国际437官方3,基于对专利授权量和研发强度的分析,指出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进程当前正处在从模仿创新模式向自主创新模式“换角”的早期阶段,要注意避免陷入“模仿陷阱”。合理布局科研体系、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是我们科技创新发展的历史主线,科技举国是我们科技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
全球科学技术从核心国家向外扩散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要从“跟跑”开始,再逐渐转为“并跑”和“领跑”。在“跟跑”阶段,教育、科研、开放、资源配置、金融、产业政策等体制机制和政策安排都必须与“跟跑”的要求相适应,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动性、前瞻性和组织作用十分重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规律,必须以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的具体实践为研究对象。
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活动的总称,是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在经济学意义上,科技创新不仅包括相对独立于经济活动之外的研究发明过程,还包括通过研究发明获得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等进入到经济领域,被企业广泛采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催生新产业、新部门,进而推动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过程。
现代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链式循环特征,它源头是以科学研究活动为主的知识创新,核心环节是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的生产需要,通过试验、发明而产生出的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共同构成了科技创新的前半段过程,即创新活动,创新活动的主体一般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研发单位等知识创造部门。创新活动决定的生产技术体系,是潜在先进生产力的载体,而潜在生产力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通过创新转化。创新转化是科技创新的后半段,是指创新的成果经过全体潜在采纳者之手扩散以提高全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其主体是企业以及由众多企业通过分工关系构成的产业,一般包括两个环节:一是个别企业采用创新成果中形成的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二是新技术、新工艺获得产业化应用,在大多数或全部企业中被广泛采用,以提高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实现整体的生产率提升(获取相对剩余价值)。
总的来说,科技创新是一个由创新活动与创新转化两大环节构成、包括承担不同创新任务的各类创新主体在内、环环相扣又首尾相接、不断循环促进且自我加强的过程(详见下图示意)。
科技创新则具有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政府甚至领先用户群体等在内的多元化创新主体,不类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背后体现的是企业实力,而科技创新背后体现的则是以发挥全社会创新协同效应为主的国家实力。
“演化”(Evolution)一词来源于生物学,原意是指物种在自然环境变化中通过遗传变异和生存竞争进行性状改变并被自然选择的过程。“演化”思想一般要突出两层含义,一是新奇性,即一种事物的演化过程必然是“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而不是在原有基础上周而复始地循环往复,新奇性的反复涌现代表事物演化发展的过程,演化进程本身是持续进行的,正如物理世界的运动一样,一刻都未曾停歇,但新奇性却不是随时出现的,而是以一种“突变”(或称之为质变)的形式间歇性出现,当事物的发展以时刻不停的“渐变”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突变”才能出现;二是累积因果,一方面指任何复杂系统(如自然界、如经济社会)的演化都是一种非线性过程,是“一种累积变化的方式延续和增殖”,向上因果与向下因果并存,部分可以作用于整体,整体也可以影响部分,多个因果之间的相互联动;另一方面指因果必然性规律,即任何结果都有原因,任何变化都包含因果链条,原因之下还有原因,因果层层累积,共同构成事物发展演化的动力。经济演化思想就是指将“演化”概念用于理解社会经济系统变化过程的经济思想,体现着演化思想的经济学理论就被看作是演化经济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商品为分析起点,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明显的演化思想和演化特征。熊彼特就曾指出,“马克思很早以前就非常明显地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演化过程”。当代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也指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许多是演化的…我们都强调,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马克思当然既是演化理论家又是制度理论家”。除马克思以外,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凡勃仑第一次明确将演化概念用于经济学分析,熊彼特则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从马克思那里吸收了“把经济演化看做由经济制度本身产生的特殊过程”的思想,从而建立了具有显著演化特征的创新理论。目前,演化经济理论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熊彼特创新理论、老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法国调节学派、新熊彼特学派、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演化生态经济学等一系列演化理论。
在创新驱动问题上,不确定性、非均衡性是创新发展规律的重要特征,演化经济理论坚持在研究创新的方法选择上必须要适应创新的基本特征,不能忽视研究对象的特征去迁就主流的研究方法。创新是经济系统中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取代旧事物的过程,部分地具有非市场化的特征,创新导致的经济福利难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完整计量,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打破既有均衡的过程,这些基本特征都与形式化的分析逻辑存在一定的冲突。相较而言,演化经济理论所使用的矛盾分析、历史分析等不以均衡为“目标”的分析方法则较少地受到形式上的束缚,更能揭示创新发展的本来面目。而且,观察创新强国的创新发展史就可以看出,科技创新在一国的孕育和成长是众多经济因素和制度选择、思想文化、习惯传统、社会氛围甚至民族精神等非经济因素的累积因果,不同国家之间不存在创新的通用模式,各国的创新发展也不是一个可以被数学工具简单描述的线性过程,而是体现着极强的国家特色和系统化特征,在具有一定必然性的历史演化趋势中包含着极多的偶然性因素,研究创新驱动问题绕不开对众多不能量化的偶然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追溯和分析,非均衡分析可以在更广阔的视域内分析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就我国而言,建国以来的科技创新发展历程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深地植根于我国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目标演进过程之中,蕴含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历史过程之中,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在某些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伴随着一些典型事件的发生而出现重大变化。因此,认识我国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问题不能固守均衡分析的成规窠臼,而是要结合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进行全面把握和综合分析,演化经济理论所强调的历史、比较、综合的非均衡分析方法可以成为分析这一问题的有效工具。
创新转化就是生产技术体系中的各类先进技术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得到普遍应用,使生产技术体系中的技术效率转化为实际生产活动中的经济效率。创新转化首先是个别企业采用新技术变革生产方式,使个别企业的劳动产率提高、生产出包含更多价值的新产品等,其次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个别企业通过采用新技术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形成竞争优势,将迫使其他企业纷效仿,竞相采用这种新技术,从而加速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
我们国家经济经长期高速增长,其科技创新活动的属性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从跟跑型转为并跑型(这是大家一贯共识区,无需累叙)。全球技术经济范式也已经演进到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展开期,并跑型创新活动将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全新的知识投入型生产技术体系,以代替要素投入型生产技术体系。具体我们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说明;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再是总量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矛盾的实质是发展的质量不高。要解决结构性矛盾必须转变经济发展路径,从数量优先转为质量优先,推动动力、效率、质量三个层面的深彻变革,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社会主要矛盾是处于支配地位,在社会发展过程一定阶段上起主导作用的矛盾”,决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经济必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标志着我国经济总量不足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从注重数量增长的传统阶段过渡到了注重质量提高的新阶段。从“高速”向“高质量”转变,意味着今后经济工作关注的重点不再是速度,而是质量,速度是单一维度,质量则是复合维度;从“增长”向“发展”转变,意味着不仅要重视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要重视经济结构优化、环境改善和社会文明的提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什么样性质的矛盾就决定必须采取什么样的矛盾解决方法。具体到经济发展层面,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就决定经济发展路径的性质,决定经济发展的阶段归属。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的表现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实质是发展的质量效益不高,背后所体现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从“总量约束”转为“质量约束”,传统的数量优先的经济发展路径已经走到尽头,无法再继续支撑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只有切换经济发展的路径,使其从“数量优先”转为“质量优先”,即不再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将经济工作的重点和着力点切换到以质量和效益为重心和中心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解决结构性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中等收入陷阱”是 2006 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概念,是指世界上一部分经济体从低收入水平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原有的经济政策、增长机制无法支撑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均 GDP 止步于一万美元门槛,无法顺利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经济陷入停滞甚至退化的状态。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不一而足,但普遍认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受到来自低收入经济体的低工资竞争和高收入经济体的创新竞争“双端挤压”,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失去比较优势,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当旧的发展动力基本释放殆尽,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发展动力又难以形成,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报酬递减,导致经济发展的质量下降。因此,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和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而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针对的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就是使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一方面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发展高端服务业,带动工业和农业的产业基础升级,另一方面实现产业链现代化,促进服务业、工业、农业协同融合发展,提升全产业发展效益,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高质量发展,核心就是科技创新。
总之,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就是质量优先的经济发展路径,质量优先是路径导向,具体体现在动力、效率、质量三个维度上,就是通过全面创新构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通过结构优化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通过增强可持续性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全面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各类创新,体现“创新”理念,主要解决动力问题,是结构优化和增强可持续性的前提,只有紧紧依靠全面创新,才能补齐经济结构中的短板,优化经济结构和开放结构,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进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全面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结构优化包括经济结构优化和开放结构优化,体现“协调”和“开放”的理念,主要解决效率问题,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已经不可能再像高速增长阶段一样依靠经济总量扩张实现效率增进,必须依靠结构优化,通过产业、城乡、区域间的融合互补提升国内经济运行效率,同时,通过切实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开放结构,改变我国长期在国际分工中的中低端位置,实现价值链攀升,提高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的效率。结构优化是增强可持续性的前提,结构失衡的经济不可能长期持续,只有经济结构均衡协调、开放结构平衡互惠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结构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提升方式。增强可持续性主要包括提升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两个方面,前者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体现“绿色”理念,后者强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体现“共享”理念。增强可持续性主要解决质量问题,经济发展的质量高不高,从长远来看主要是这种发展是否可以持续,可持续的发展一定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收入分配持续改善不断向共同富裕迈进的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