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系统几乎已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太大以致失去意义。今天我们回到一篇旧文:虽发布于2008年,案例和市场环境已有所变化,但其方法论——系统性分析和干预生态系统 ——在当下仍具重要参考价值。社会创业者不仅要敏锐洞察所处环境,还需在可行时主动塑造环境,以支持目标。本文借鉴生态学洞见,提出“生态系统框架”,帮助社会创业者理解系统中多元力量的作用与关系。以“自助组织”为例,文章展示了其如何通过绘制生态系统地图、重塑融资生态系统和推动完善法律来系统性地改变环境,从而帮助低收入人群实现财富积累。同时,文章还提炼出联盟、沟通、可信度、应急措施“四C原则”,为社会创业者提供了推动转型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引起新的讨论:生态系统观在当下,需要怎样的更新与重构?
杰鲁·比利莫里亚(Jeroo Billimoria)在印度孟买创立了印度儿童热线基金会(the childline India Foundation,以下简称“儿童热线”),这是一个免费的电话求助热线,旨在将街头儿童与各类支持服务连接起来。但她很快意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改变警察、铁路和卫生官员的工作方式。“儿童热线”开始举办培训工作坊,并在政府支持下协助启动了“国家儿童保护计划”。通过这些努力,“儿童热线万名儿童提供了服务,切实改变了公职人员和机构与街头儿童的互动方式。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自助组织(Self-Help)创始人马丁·伊克斯(Martin Eakes)身上。该组织最初的切入点是,为北卡罗来纳州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价格合理的住房和商业贷款。但在发现低收入家庭在贷款申请中面临更广泛的障碍后,“自助组织”将目标扩展为致力于改善美国低收入群体的贷款格局。
像比利莫里亚和伊克斯这样的社会创业者(social entrepreneurs),与其他服务提供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组织不仅试图缓解问题的表象,还试图解决问题的根源。为了实现深远而持久的积极变化,社会创业者必须理解,并往往需要扭转最初孕育和维系这些问题的社会系统。这一系统包括所有涉及该问题的参与者——无论是朋友、对手、竞争者,甚至无辜的旁观者——也涵盖了更大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政策、社会规范、人口趋势和文化机制等。正是这些环境,构成了各方行动的舞台与规则。
要了解并改变这些社会系统,社会创业者应借鉴生态学的洞见,并采用一种“生态系统框架”(ecosystems framework)。早在很久以前,生物学家就发现,孤立地研究生物体存在局限性。只有通过考虑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生物学家才能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他们不仅需要关注土壤、水等环境因素对生物体的影响,还要研究这些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环境的反向影响。
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一样复杂,包含多种类型的参与者和环境因素。管理学学者已认识到生物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似之处。¹近年来,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者愈发关注生物系统与组织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甚至提出“生态系统战略”(ecosystem strategy)这一术语来指导组织战略选择。²“生态系统框架”的倡导者强调,组织应洞察所面临的各种力量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正是借助这一更广阔的框架,人们解释了沃尔玛、微软等公司成功的原因——它们尤其善于塑造自身所处的环境。³
生态系统方法(ecosystems approach)与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⁴提出的产业组织经济学框架(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conomics framework)有所不同,后者侧重于在明确界定的行业中,通过获得竞争优势、获取利润并同时抵御新进入者和替代产品来实现目标。在这一传统框架下,一个行业由竞争对手、供应商和客户组成。然而,这种战略方法并未充分关注行业中的其他众多参与者和系统环境,如生产互补产品的组织、企业依赖的基础设施,以及影响整个行业的各种机制、群体和利益集团。
相比之下,“生态系统框架”将组织运营所处的更广泛环境纳入考量。它既涵盖波特经济分析中的核心要素,又加入其他潜在重要参与者,并融入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大卫·巴伦(David Baron)等学者强调的非市场力量(nonmarket forces)。⁵这一框架对社会创业者尤为重要,他们必须在快速演变的政治、经济、物质和文化环境中,撬动由多方互动形成的复杂系统。
正如希瑟·麦克劳德·格兰特(Heather McLeod Grant)和莱斯利·克鲁奇菲尔德(Leslie Crutchfield)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07年秋季刊中所指出,社会领域中具有高影响力的组织“改变了它们所处的世界”。⁶这些管理者并非仅追求利润最大化,也不是在一个竞争对手、供应商、分销商和客户界限清晰的行业中从事传统竞争。相反,他们通常身处极为复杂的情境中,必须调动整个生态系统中相互依存的多元参与者,进而推动社会正向变化。随后,他们还需要通过新的机制安排和个体行为来支撑这些变化。
萨莉·奥斯伯格(Sally Osberg)和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07年春季刊中写道,社会创业者通过创造“新均衡”(new equilibrium,指打破原有的不公平或不健康状态,创造了一个新的、能够自我维系的、更加积极的稳定状态)带来持久的积极变化。⁷而生态系统方法可以帮助社会创业者建立这些深层、自我维系新格局的模式。
自助组织(Self-Help)是一家通过改变问题生态系统而推动深远变化的机构。该组织由耶鲁法学院毕业生、北卡罗来纳州农村地区出身的马丁·伊克斯(Martin Eakes)与其妻子邦妮·赖特(Bonnie Wright)于1980年共同创立。“自助组织”最初为该州员工所有制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但很快将重点转向帮助非优势居民通过购房和创业实现财富积累。其中一个主要工具是提供低息贷款。
1993 年,“自助组织”在北卡罗来纳州每年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已超过 1500 万美元。但该组织意识到,发放贷款的规模受限于手头资金和贷款专员的处理能力。相比之下,主流贷款机构几乎可以发放无限量的贷款,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等中介机构,将债务出售给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s,交易已经存在或已经被发行过的金融产品的市场,如贷款发放后再被出售和转让)的投资者。借助二级市场新资本的注入,主流贷款机构能够持续扩大贷款规模。遗憾的是,“自助组织”向低收入借款人发放的抵押贷款被大多数投资者视为风险过高,导致其无法从二级市场获得更多资金。
为突破这一瓶颈,“自助组织”主动重塑更大的融资生态系统,创建“非规范贷款”(nonconforming loans,一种合法但非常规的住房抵押贷款)的二级市场,即那些不符合房利美或房地美购买条件的住房抵押贷款。“自助组织”首先从富国银行(Wachovia Bank)购买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承担违约风险,将其打包后转售给私人投资者。富国银行承诺将所得款项重新贷款给新的低收入借款人。“自助组织”从这笔交易中获得了足够的利润,使其能够在下一轮购买更多贷款。
1998年,“自助组织”决定为高质量的“非规范贷款”创建全国性的市场。为了确保这一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伊克斯及其同事说服福特基金会向“自助组织”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风险准备金,以弥补可能发生的违约损失。该基金会的资助,使房利美在购买由“自助组织” 发放的合格贷款,或由全美其他贷款机构转售合格贷款时,风险降低了。⁸富国银行、美国银行、RBC Centura(加拿大皇家银行子公司)、天空金融集团(Sky Financial Group)和CCO Mortgage(抵押贷款机构)等众多机构先后参与该项目,并承诺未来将销售贷款所得继续用于服务低收入购房者。
自成立以来,“自助组织”已从美国47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购买了贷款。截至2006年底,累计促成了价值43亿美元的“非规范抵押贷款”。值得一提的是,“自助组织”甚至无需动用储备资金,因为这些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始终处于低位。正如伊克斯所言:“如果人们此前从未拥有过住房,而如今有机会获取住房,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它。”⁹
在发展抵押贷款市场的同时,该组织还启动了第二次生态系统转型:实施针对掠夺性贷款(predatory lending,指贷款机构利用借款人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利处境,以高利率、隐藏费用、苛刻条款等方式获取过高利润的放贷行为)的新法律法规。到20世纪90年代末,掠夺性贷款日益蚕食着贫困家庭所取得的许多成果。一个低收入家庭可能通过积累房屋净值来增加资产,却眼睁睁看着这些资产的价值被激进的贷款机构剥夺。这些机构会提供看似诱人的机会,让借款人用可调利率贷款(adjustable rate loan,利率会在贷款期内根据市场情况定期调整。通常前几年利率较低,之后会按照合同约定的周期上调或下调,但多数情况下会上调,导致月供增加)再融资(指用新贷还旧贷),去还清账单或者降低月供。然而,这类贷款通常只在初期提供较低的还款额,几年后便会大幅上涨。借款人往往不了解这些贷款的成本和风险,最终不仅失去房屋净值,甚至面临失去住房。
为了改善客户及其他低收入借款人的财务状况,“自助组织”联合了各商业团体(包括银行、信用合作社、房地产经纪人、房屋建筑商等)及倡导组织(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教会理事会等),共同推动了一项反掠夺性贷款法。北卡罗来纳州于1999年通过了这项法律,这在当时是全美首例。
尽管改变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金融和法律生态,但“自助组织”也意识到,针对贫困人群的掠夺性行为并非该州或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特有现象。因此,该组织于2002年成立了负责任贷款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ble Lending,CRL),希望在全美范围内消除不当金融行为。在该中心的支持下,多个州已通过新法律,以遏制掠夺性抵押贷款和发薪日贷款(payday lending,即年利率相当于390%的短期贷款)。¹⁰“负责任贷款中心”已引起企业决策者的关注并改变了他们的做法,正如2005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头条新闻所示:“当马丁·伊克斯发言时,花旗集团(Citigroup)都会倾听。”
伊克斯和“自助组织”的同事们在住房和贷款市场推动转型,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直觉。为了使生态系统转型更加系统化,社会创业者应绘制一份其所处生态系统的地图,用以识别所有参与者、环境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创业者在创建生态系统地图时,必须首先界定组织希望最终实现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换言之,他们必须明确其“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社会创业者需要反复追问自己:“我们希望达成什么目标?”“实现这一成果将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迈向这种转型的第一步是什么?”“迈出这一步将如何让我们更接近目标?”“我们为何相信这一步会带来改变?”¹¹
接下来,社会创业者必须识别其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可能影响其实现和维持预期影响力的参与者(个人与组织)和环境条件(规范、市场、法律)。这样的划分虽显人为,但由于两者常常彼此交织,在绘制生态图谱时,从参与者和环境条件两个角度切入,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参与者:在生物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体,即参与者,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网络,每个参与者都在其中扮演着特定角色。例如,一株开花植物需要某些鸟类和昆虫来传播花粉,而这些鸟类和昆虫反过来从植物那里获得营养。同时,可能还有其他鸟类和昆虫以这株植物为食,竞争性植物则会抢夺它所需的阳光、水分和营养。社会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也大同小异。社会创业者会从某些个体和组织那里获得帮助,同时也向另一些个体和组织提供支持。此外,他们还需要应对来自某些个体的威胁,并与另外一些个体展开竞争。要应对这些复杂关系,社会创业者必须识别所有相关的参与者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为了使生态系统地图绘制工作更具可操作性,我们建议将参与者分为六种角色:
●资源提供者。这类参与者包括金融、人力、知识、关系网络和技术资源的提供方,以及任何将这些资源引至需求方的经纪人或中介。该类资源若匮乏或分配低效,会严重限制社会创业者实现其影响力。正如植物若缺乏充足的阳光、水分或其他养分也会难以生长。通过创建二级市场,“自助组织”成功开拓了服务低收入借款人的金融资源供应渠道。
●竞争对手。这一类别包括与社会创业者组织争夺资源的机构,以及服务相同受益者的组织。例如,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与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争夺人才,尽管后两者服务的受益者与前者并不相同。而在教师供给方面,各大教育学院也与“为美国而教”竞争,共同为美国学校输送师资。若竞争能推动资源流向最有效的用途、让受益者进入最合适的项目,它便是健康的(良性的竞争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但当竞争与组织表现脱节时,则容易造成资源分散和低效,这是社会领域中常见的问题。
●互补组织与盟友。这些参与者是能帮助社会创业者实现社会影响力的组织或个体。这包括在社会创业者的“变革理论”中承担关键步骤的合作伙伴、支持同一事业的个体和组织,以及提供重要互补服务的群体。例如,在学前读写项目“培养小读者”(Raising a Reader)中,父母扮演核心角色——项目为父母提供书籍,让他们为孩子朗读。虽然这一类角色的不足(如参与度、能力与资源、持续性等)容易被忽视,但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严重削弱项目的整体成效。
●受益者与客户。这些群体包括客bwin官网户、患者、消费者以及其他从社会企业家活动中获益的人群。在某些情况下,付费客户可能并非最终受益者,例如政府机构为低收入家庭购买社会服务。在另一些情况下,最终受益者可能与该组织毫无交集。例如,反对酒驾母亲协会(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MADD)的主要受益者是所有在道路上可能遭受酒驾者伤害的人,包括那些从未听说过该协会的人。
●反对者与问题制造者。这些群体造成了社会创业者所试图解决的问题,削弱了这些组织实现和维持其预期影响力的能力,或在政治上反对他们的努力。其中一些很容易识别,比如公开的政治对手,以及那些对特定问题负有最直接责任的群体。例如,致力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团体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应对全球气候联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和竞争企业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所推动的行动,因为这些机构曾试图对全球变暖的科学依据提出质疑。另一些带来阻碍的群体可能更难识别,因为他们对社会创业者的事业持中立态度,却在间接、无意甚至不知情中破坏了目标。
●受影响或有潜在影响力的旁观者。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类别,旨在促使社会创业者关注那些目前没有直接参与项目,但可能受到其努力影响,或将来可能反过来影响项目成功的群体。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某些组织可能因社会创业者的成功而受到损害,从而最终成为对手或问题制造者。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培养出大量愿意接受低于工会工资的优秀工人,工会可能会如何反应?相反,社会创业者也可能发现那些因其成功而间接受益的组织,并有机会将其转化为盟友或资源提供者。最后,社会企业家还可能识别出目前保持中立或置身事外的群体,如媒体成员,他们可能对社会创业者希望推动的转型产生(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
这些类别是动态的,且不相互排斥。参与者可以同时承担多个角色,也可能随时间推移切换角色,更有新的成员随时加入。同一家组织在争夺有限资源时可能是竞争对手,但在合作扩大资源池或倡导立法以服务同一目标时,又可能成为盟友。以“负责任贷款中心”的研究为例,大型金融机构可能在收紧激进贷款行为的同时,也寻求与“自助组织”合作的机会。因此,社会创业者在绘制生态系统地图时,应体现生态系统的动态特性,关注趋势并预判潜在变化。
环境条件:生物生态系统不仅由生物体组成,还包括土壤、天气、阳光和水等环境条件。这些环境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存续,它们之间又会形成怎样的关系,甚至最终决定哪些生命得以繁衍,哪些走向消亡。
社会生态系统还包含对整体生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环境条件。法律法规、人口结构、经济状况以及文化因素,不仅决定各类组织能否生存,也塑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社会生态系统会影响其中的人与组织,但这些人和组织反过来也能够塑造,甚至改变自己所处的生态系统。
我们设计的社会生态系统环境条件模型,是基于哈佛商学院的潘卡吉·盖马沃特(Pankaj Ghemawat)的研究成果。为帮助国际企业理解其潜在的运营地点,盖马沃特点明了四类重要的环境差异。¹²我们对这些类别进行了调整,以适应社会创业者的需求。社会创业者应思考每一类别中的当前状况及潜在变化。这四类环境条件分别是:
●政治与行政结构。这一类别包括社会创业者所处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法规及政治动态,还涵盖影响这些法规的制定与执行的流程与程序,例如政界人士和执法官员在廉洁性方面的表现。举例来说,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和1994年的《社区发展与监管改进法》(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Regulatory Improvement Act)在美国社区发展金融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对“自助组织”及其银行合作伙伴均产生了影响。
●经济与市场。这一条件涵盖了社会创业者开展业务并寻求资源的地区整体经济状况,以及该地区财富与收入分配、经济前景、创业活跃度及相关市场等因素。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arket,一个让银行可以把抵押贷款打包出售、快速收回资金,以便继续发放新贷款的市场)的发展为“自助组织”提供了发展机遇。遗憾的是,其他机构利用二级市场助长了次级贷款(subprime lending)的爆炸式增长。
●地理与基础设施。这一类别不仅涵盖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还包括社会创业者依赖的交通、通信及其他运营所需的基础设施。这是因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行之有效的方法,可能在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在一个医疗诊所网络完善的国家治疗艾滋病,与在一个主要城市地区外几乎没有诊所的国家治疗艾滋病,所面临的挑战截然不同。
●文化与社会结构。这一环境条件涵盖了该地区居民的规范与价值观、重要亚群体(subgroups,在某个大的群体或社会内部,因共同特征而形成的较小的群体)、社会网络以及人口趋势。尽管这些条件不像基础设施、政治和经济环境那样具体,但它们同样重要。许多微型金融机构以女性为目标群体,而这项工作的挑战性,会因当地文化中女性所扮演的经济角色而大相径庭。
对于在单一、明确的地理和政治管辖区内运营的社会创业者而言,界定上述环境条件相对简单。而那些在多个法律、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开展工作的社会创业者,则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们需要具备一种能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都能良好运作的稳健模式;或者,他们需要谨慎选择环境,以确保与自身模式更好地契合;又或者,他们需要对模式加以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
由于生态系统庞大而复杂,构建生态系统地图存在流于的风险,从而偏离这一流程的初衷。实际上,生态系统绘图应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价值在于提供战略性的洞见。生态系统地图应当是一份“活文档”,随着社会创业者对关键参与者及环境条件的理解不断加深——无论这些条件已经产生影响,还是可能在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地图都应随之调整。社会创业者需要超越显而易见的因素,深入考察那些影响其他参与者行为的动因,同时关注环境条件演变的方向。
为便于直观理解生态系统地图,我们附上了“自助组织”在创建非规范抵押贷款二级市场和“负责任贷款中心”前后的生态系统地图。
一旦社会创业者绘制出自己的生态系统地图,便可以以此为基础完善战略。实现系统性变化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改变塑造参与者行为的一个或多个环境条件;另一条是引入一项能广泛传播并建立新的、稳定行为模式的创新。第一条路径是系统性变化最直接的形式。它包括制定新的公共政策和法规、建立新市场并改变现有市场的运作方式、确立新的文化规范和社会动态,以及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例如,“自助组织”在打击掠夺性贷款方面的工作,改变了州和联邦层面的公共政策,并通过与大型金融机构的合作影响了市场行为;而“反对酒驾母亲协会”发起的“指定驾驶员”行动,则改变了美国的文化和社会动态,并显著减少了酒驾事故。
社会创业者还可以通过引入新的实践、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并让其被他人采纳,来实现系统性变化。例如,临终关怀机构的引入,改变了医疗系统处理临终护理的方式。临终关怀机构起源于英国,但直到1974年康涅狄格州临终关怀机构成立后才进入美国。目前,美国已有超过3200家临终关怀机构。最广为人知并已扩散、带来系统性变化的社会创业创新案例,或许就是小额信贷(microfinance)。这项由“行动国际”(Acción International)、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等机构开创的创新模式已遍布多地,改变了全球许多地区服务于贫困人群的金融体系。
通常,系统性变化既需要环境条件的变化,也需要创新实践的引入与推进。环境条件的变化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成本、规范和激励机制,来强化新的行为模式并助力其扩散。例如,20世纪80年代授权公共医保系统(Medicare)报销临终关怀服务的立法,帮助临终关怀机构在美国各地得以推广。
当然,改变生态系统绝非易事。希望实现此类转型的社会创业者,或许可以参考我们提出的“四C原则”(Four C’s):
生态系统框架不仅可用于推进系统性变化,还能从多个方面助力社会创业者的实践,包括:
●通过使组织所依赖的环境条件和关系更加可视化,从而加深对其“变革理论”的理解,并可能因此修正该理论。
●绘制生态系统内资源流动的地图,揭示制约因素、瓶颈和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并为组织提出替代性资源策略。
●明确新的运营伙伴关系,例如与互补型组织建立合作。这种合作虽然无法直接创造系统性变化,但能通过加强原本独立个体之间的协调性,来提升社会创业者的影响力。
●确定组织运营模式取得成功所需的最基本关键环境条件,¹³并利用这些信息指导社会创业者将该模式推广到新的领域。
●为不同生态系统量身打造运营模式,或开发一种能适应多种生态系统的稳健模式。
●当然,用生态系统视角来审视社会和社会创业者并非没有局限性。然而,我们相信,通过运用这一理念,可以深入理解社会创业者所处环境的动态性、关联性和复杂性,从而带来诸多收获。
作者谨此对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和凯洛格基金会(Kellogg Foundation)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特别感谢约翰·卡拉法塔斯(John Kalafatas)在该项目初期开展的研究工作,以及他在离开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加入埃德娜·麦康奈尔·克拉克基金会(Edna McConnell Clark Foundation)前,对其在生态系统研究方面的启发和教导。
1.理查德·R·纳尔逊,西德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进化理论》,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迈克尔·罗斯柴尔德:《生物经济学:作为生态系统的经济》,美国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90;迈克尔·T·汉南,约翰·弗里曼:《组织生态学》,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霍华德·奥尔德里奇:《组织的演化》,英国伦敦:Sage出版公司,1999。
2.詹姆斯·F·摩尔:《捕食者与猎物:竞争的新生态学》,《哈佛商业评论》,1993年5/6月号,第75-86页;马可·扬西蒂,罗伊·莱文:《关键优势》,美国波士顿: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4;罗恩·阿德纳:《让创新战略契合创新生态系统》,《哈佛商业评论》,2006年4月号,第1-9页;托马斯·H·达文波特,马里乌斯·莱博尔德,斯文·沃尔佩尔:《创新经济中的战略管理》,德国埃尔兰根:Publicis出版社,2006。
5.大卫·P·巴伦:《企业与其环境》,美国新泽西州上萨德尔里弗: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2003。
6.希瑟·麦克劳德·格兰特,莱斯利·R·克拉奇菲尔德:《打造高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07年秋季号,第32-41页;另见:莱斯利·R·克拉奇菲尔德,希瑟·麦克劳德·格兰特:《善的力量》,美国旧金山:J约西-巴斯出版社,2007。
7.罗杰·L·马丁,莎莉·奥斯伯格:《社会企业:定义之必要》,《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07年春季号,第29-39页。
8.这些贷款应区别于浮动利率的“次级”贷款,后者近来在美国金融市场引发了严重问题。正如下文所示,“自助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反对此类贷款。
10.克里斯托弗·康基:《政治与经济:发薪日贷款机构摆出防御姿态》,《华尔街日报》,2007年2月21日,第A8版。
11.苏珊·科尔比,南·斯通,保罗·卡塔尔:《聚焦影响力》,《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04年秋季号,第24-33页。
12.潘卡吉·格赫玛瓦特:《距离依然重要》,《哈佛商业评论》,2001年9月号。
13.这一观点与杰弗里·布拉达克在《规模化:社会项目复制的挑战》一文中提出的“最低关键规格”理念相互补充。该文发表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03年春季刊,第19-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