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入深水区,欧盟率先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标志着国际气候政策从“软约束”向“硬规则”的根本性转变。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碳排放国,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报告深入分析了CBAM的运行机理及其过渡期的实施情况,量化评估了其对中国钢铁、铝、化肥、水泥及电力等高碳行业出口的直接冲击与间接溢出效应。研究发现,CBAM不仅将显著增加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成本,削弱价格竞争力,还将倒逼全球供应链重构,引发“绿色贸易壁垒”的连锁反应。对此,报告提出了加快国内碳市场建设、推动产品碳足迹核算体系国际化、优化出口产业结构以及深化国际气候外交等系统性应对策略,旨在为中国外贸的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023年10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式启动过渡期,并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额征税。这一机制被视为欧盟实现2050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拼图,其核心逻辑在于对进口到欧盟的高碳产品征收与欧盟内部碳价相当的税费,以消除“碳泄漏”风险,保护欧盟本土产业的竞争力。对于长期依赖低成本要素驱动、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的中国而言,CBAM不仅是单一市场的准入壁垒,更是一场关乎全球贸易规则重塑的深刻变革。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效仿欧盟探索类似的碳关税机制,中国出口贸易正处于“绿色大考”的关键节点。深入剖析CBAM的影响并制定科学应对之策,对于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CBAM的本质是将欧盟内部的碳成本延伸至境外生产者。在机制设计上,进口商需购买与产品隐含碳排放量相对应的CBAM证书,证书价格挂钩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周平均拍卖价格。覆盖范围初期聚焦于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和氢气六大高碳行业,未来计划逐步扩展至有机化学品、聚合物等下游产品。
自2023年10月进入过渡期以来,欧盟强制要求进口商申报产品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尽管过渡期内暂不实际缴纳税款,但这一过程暴露了中国企业在碳数据监测、报告与核查(MRV)能力上的短板。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过渡期报告,部分中国出口企业因缺乏符合欧盟标准的历史排放数据,被迫采用默认值进行计算,导致潜在税负被高估。2026年正式实施后,若中国国内碳价未能有效抵扣,中国出口商将面临实质性的真金白银支出。
中国是欧盟钢铁、铝制品及化肥的重要供应国。由于中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依然较高,且部分行业生产工艺的碳强度高于欧盟平均水平,CBAM的实施将直接推高这些产品的对欧出口成本。据相关机构测算,若欧盟碳价维持在每吨80-100欧元的高位,中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出口成本将增加15%-25%。在利润微薄的传统制造业领域,这一增幅足以抹平大部分企业的净利润,导致订单流失。相比之下,来自水电丰富地区或已实施高额碳税国家的竞争对手将获得相对优势。
CBAM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最终产品,更将沿供应链向上游传导。欧盟进口商为降低合规成本和碳关税支出,将倾向于采购低碳原材料,甚至重新布局供应链,转向碳足迹更低的供应商。这种“绿色采购”趋势可能导致中国高碳中间品被排除在欧盟高端制造供应链之外。更为严峻的是,跨国公司为规避风险,可能加速将产能转移至东南亚或其他低碳法规宽松的地区,造成中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风险,特别是在光伏组件、电动汽车电池等新兴绿色产业领域,若上游材料碳足迹过高,同样面临被替代的危机。
欧盟作为全球规则制定的重要一极,其CBAM机制极易产生示范效应。目前,英国、加拿大已明确表示正在研究类似的碳边境措施,美国也在讨论《清洁竞争法案》。一旦主要发达经济体形成“碳关税俱乐部”,中国出口将面临多重壁垒叠加的局面。这不仅会压缩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的空间,还可能迫使发展中国家跟进提高环保标准,从而全方位抬升中国出口的合规门槛。
CBAM对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可追溯性提出了极高要求。目前,中国国内的碳核算标准与欧盟标准存在差异,特别是在间接排放(如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的计算方法上。许多中小出口企业缺乏完善的碳管理体系,难以提供符合欧盟要求的核查报告。这种“数据壁垒”可能导致部分企业因无法合规而直接失去市场准入资格,其杀伤力甚至超过关税本身。
面对CBAM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不能被动应对,而应将其视为倒逼国内产业升级、构建绿色贸易新优势的契机,采取“内外兼修”的综合策略。
根本之策在于完善国内碳定价机制。应尽快将钢铁、铝、水泥、化工等高碳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TS),并逐步收紧免费配额比例,形成真实反映环境成本的碳价信号。当国内碳价与欧盟碳价趋同时,企业在国内缴纳的碳成本可在CBAM中进行抵扣,从而将税收留在国内用于支持绿色转型,而非上缴欧盟。同时,探索建立碳税与碳交易的协同机制,丰富政策工具箱。
针对数据壁垒,政府应牵头制定与国际标准(如ISO 14067)接轨的中国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数据库。建立国家级的碳排放因子数据库,定期更新电力、热力等关键参数的排放系数,特别是随着中国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应及时调低电网平均排放因子,以降低出口产品的隐含碳数值。积极推动中欧在碳核算标准上的对话与互认,争取让中国的核查报告获得欧盟认可,降低企业合规成本。
引导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绿色竞争”。鼓励出口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应用氢能冶金、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前沿技术,从源头降低产品碳强度。支持龙头企业构建绿色供应链,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减排。同时,大力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全球南方市场,减少对单一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通过多元化市场布局分散贸易风险。
在多边框架下,中国应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以气候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利用WTO规则,对CBAM可能违反的“非歧视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进行法理研判,必要时启动争端解决机制。同时,加强与其他实施或计划实施碳关税国家的沟通,倡导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碳定价协调机制,避免重复征税和贸易摩擦升级。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落地是全球绿色贸易规则重塑的里程碑事件,对中国出口贸易构成了短期阵痛与长期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它暴露了中国在能源结构、产业技术水平及碳管理体系上的短板,但也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倒逼动力。
面对这一变局,中国唯有主动求变,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改革动力。通过加速国内碳市场成熟、统一碳核算标准、推动产业深度脱碳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不仅能有效化解CBAM的负面冲击,更能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制造企业,在全球绿色经济版图中占据有利位置。未来,绿色将成为中国外贸最鲜明的底色,也是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