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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雍君:财政治理概念框架、改革原则与实践路径
发布时间:2026-04-24
 随着财政治理成为学术研究和治理改革的活跃主题,建构真正有用的、系统的和综合性的标准概念框架,作为促进共同思考和共识性行动的理论工具,已然成为重要且紧迫的课题。本文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创建授权安排、良治原则、财政成果和社会合作—互惠关联起来的简洁概念框架,可望成为解读与构思财政治理问题的标准化概念框架,该框架把税收、支出、债务、预算等单一职能领域显著的根本共性揭示出来,为深化理解和妥善应对

  随着财政治理成为学术研究和治理改革的活跃主题,建构真正有用的、系统的和综合性的标准概念框架,作为促进共同思考和共识性行动的理论工具,已然成为重要且紧迫的课题。本文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创建授权安排、良治原则、财政成果和社会合作—互惠关联起来的简洁概念框架,可望成为解读与构思财政治理问题的标准化概念框架,该框架把税收、支出、债务、预算等单一职能领域显著的根本共性揭示出来,为深化理解和妥善应对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财政治理难题铺平道路。据此,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财政治理解决,首先应是作为逻辑起点的授权安排的解决,其次应是遵从良知原则约束与引导财政权力行使的解决,再次应是面向财政成果的财政资源解决,但最终应是社会合作-互惠解决。本文鉴别了每组解决方案联结的财政治理改革优先事项,还界定了社会合作-互惠的三类财政路径:功利主义、契约论和社会伦理准则。

  对复杂棘手、攸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财政治理问题而言,眼下没有比开发与阐释标准化概念框架以促进基准讨论来得更重要更紧迫的了。最近10年来,财政治理虽已成为国内学界活跃的研究主题,但真正的突破性进展很少,对指导治理改革的真实作用非常有限。究其深层根源,主要在于缺失合理恰当的标准化概念框架作为共同思考的工具,帮助我们达到更高的认知层面,获得更宽广的视野,财政治理能力随之不断提高。现有文献对作为共同思考工具的概念框架的考虑是不够的,而且常常是根本就没有考虑,更不用说让其在基础研究和治理实践唱主角。

  为扭转局面,找到主攻方向实为当务之急,核心要义在于“必须突出基本的东西”作为建立自己最佳思维的基础(理查德·保罗、琳达·埃尔德,2025)。就本文而言,基本的东西就是创建和合理恰当地阐释财政治理的一般概念框架,使之成为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帮助我们解读与构思复杂棘手的财政治理问题。与整个社会科学的原则性任务一样,财政治理理论研究的原则性任务是解读现实、构思未来,创建标准概念框架是必须迈出的关键性的第1步。

  至少有三个主要理由表明,这项基础研究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和更紧迫。首先,各级政府面对的治理挑战是全方位的,跨越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个维度,最终汇聚为财政治理挑战。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必是财政治理的解决,即基于财政权力和财政资源的解决。倘若没有财政权力和财政资源,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无法生存,更遑论治理。

  其次,面对日趋复杂棘手的全方位治理挑战,单一职能领域的财政治理越来越无力应对,无论公共融资(税收、非税收入与债务)和公共支出,还是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公共预算。作为财政治理核心工具的财政政策的三个主要分支,即税收政策、支出政策和预算政策,只有结合为系统整体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才能可靠有效地应对治理挑战。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标准化概念框架能够把财政治理的大思想合理恰当地表达出来。虽然思想看不到摸不着,但它确实是最值得依靠的,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前提和动力,如果思想是和谐的、具有建设性的,那么结果一定是美好的;如果思想是破坏性的、嘈杂不堪的,结果一定是不幸的(查尔斯.哈奈尔,2010)。

  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发展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能力很强的财政治理概念框架,据以阐释财政治理理论并获得发育与向前发展的广阔空间,从而引导治理者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和负责任地做事。科学理论的根本标志是3—5个核心概念关联起来的简洁概念框架,可为所有重要相关现象提供“统一的解释基础”,同时蕴含广泛实践价值。对于科学研究的理想和社会价值而言,没有比创建这样的概念框架来得更高级、更重要的目标。这扎根于如下认知:无论个人、群体还是整个社会,想要做出明智的决定,要想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或解决某个问题,“理解现实”是必要前提(索尔·珀尔马特等,2025)。

  一如“理论”一词常被滥用,创建与阐释好的概念框架的学术价值乃至社会价值常被低估[2]。这样的概念框架无法凭空得来,只能来自在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和尊重公理的基础上,对真正的“基础问题”的智识性思考。最重要的是勇于追究财政治理的三个终极问题:究竟何为财政治理、从何而来、意欲何往。终极问题是真正的“基本”问题,其他问题皆从中而来。所以,解答了终极问题,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

  第一个问题涉及如何定义财政治理,本文简明地定义为政府运用财政工具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系统方法,反面是碎片化或零打碎敲的方法。基于这一定义,本文接下来将侧重追究“从何而来”和“意欲何往”这两个终极问题。

  以追究终极问题并提供充分解释力衡量,现有相关文献建立的概念框架并非标准框架,大致可区分为两类。

  第一类文献将治理定义为社会全面管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方法,进而将政府角色、公共政策和适当程序这三个核心概念关联为公共治理的概念框架,视政府角色的适当定位、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以及适当的程序为治理的三个核心成分(迈克尔·麦金尼斯,2000)。

  鉴于财政治理是公共治理的核心和关键方面,该框架也可视为财政治理的适当概念框架,因为可以解释大量问题,还因为政府角色、公共政策和适当程序的组合,能够构成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系统化解决方案,从而具有广泛的实践价值。然而,该框架回避了两个终极问题,即财政治理“从何而来”的源头问题,“意欲何往”的根本目的性问题。这个缺陷导致解释力不足。一般地讲,只有一并追究三个终极问题,获得充分解释力进而具备指导实践的广泛能力才是可能的。

  第二类文献将财政治理框架建构为授权安排、委托代理和共同池资源三个核心概念的组合,典型的描述如下:“公共财政的核心是一些人花其他人的钱,在民主政体下,选民授权民选政治家征税和开支公款。这一授权的两个方面对于指导财政政策至关重要。首先是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公共财政中的共同池资源问题”(Von Hagen and Harden,1995)。

  以上描述的财政治理框架非常有用,因为把财政治理产生于授权安排这个源头(终极)问题直接表达出来,还把授权安排引起的两类主要的逆效应(副作用)直接表达出来,表达为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和共同池资源问题,使得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治理应对能够立足于坚实的认知基础,如图1所示。

  但以上二分法框架有两个主要瑕疵。首先,该框架未区分授权的两个主要维度——权力(power)和资源(resources),而是将其隐入征税和支出中。财政权力与财政资源虽然密切相关,但因本质不同而不可混同。权力的本质是影响或控制资源与他人的能力,资源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即投入—产出关系中的“投入”。权力是人类的创造物,资源则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现实。没有人类就没有权力,但依然有资源的存在。与资源不同,权力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

  民主治理背景下,人民作为有意识、有凝聚力、有共同态度和有共同语言的有机整体,通过民主程序既授予政府以拿钱与花钱的财政权力,也授予政府运用财政权力取得、使用和管理财政资源,由此分别产生财政治理的“权力之治”和“资源之治”,前者关注权力的规范行使,后者关注资源的充分利用。

  作为公共治理的核心与关键方面,财政治理对权力行使的要求是“规范”,对财政资源耗用的要求是“绩效”。权力问题和资源问题固然难分难舍,但属于本质上不同的两类问题,不可混为一谈:权力之治理的根本问题是限制权力,即所谓“权力关进笼子”;资源之治的根本问题是改善绩效,即促进稀缺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前者与消极授权(negative authorization)相连,后者与积极授权(active authorization)相连。授权安排的这种根本二分法对解读与构思财政治理非常重要。

  其次,征税—支出二分法框架并未追究财政治理的“根本诉求”究竟为何,而是把目的性关切限定为控制授权安排引起的两类主要逆效应,即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和共同池资源问题。这种减法论认知(限制或去除负面因素)固然重要,但并不充分,除非伴随至关紧要的加法论认知:授权政府积极运用财政权力与资源促进社会共同利益。

  在民主治理背景下,如果回到“至纯的心理状态”推论“人民究竟想什么和如何想”,合理答案更贴近加法论认知:人民之所以授予政府以财政权力和资源,为的是让政府积极运用它们促进社会共同利益,因为这些共同利益是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做不好或者没有兴趣做的事情;也因为政府运用被授予的强制权力与免费资源组织和实施社会合作,对人民大有裨益,无论个体还是集体概念的人民。

  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加法论认知更契合中国独特的政治与历史传统,可以更好地对接本土化的制度与文化资源。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许可国家和政府积极作为,积极运用财政权力和财政资源服务于广泛的社会共同利益,作为促进个体利益的最优方法。此含义的加法论认知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不谋而合,表明共同利益连同授权安排、财政权力和财政资源界定为财政治理的基本要素,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至关紧要,如图3所示。

  四个基本要素的鉴别与组合,为建立财政治理标准概念框架铺平了道路,因为它使我们追究三个终极问题成为可能:财政治理者是谁——公共财政中的代理者,即公共部门,主角是政府;财政治理从何而来——产生于民主治理背景下的授权安排,至少理应默认为逻辑起点;财政治理意欲何往——开发与实现大范围的社会共同利益,即作为自然属性的不可分性的共同利益形式,蕴含于各类社会共同事务清单:共同物品、再分配、共同福利和共同保险等[3]。公路是明显例子:不能被分割开来、只能作为最小功能单元的整体被使用者共享其利益(交通设施与服务)。

  四个基本要素的组合表明,社会、经济与政治事务的财政治理解决,首先是“从何而来”意义上的解决,即依靠民主授权——人民授权政府必要的财政权力和资源——去解决;其次是“我们是谁”意义上的解决,即依靠“规范行使”财政权力和“妥善管理”财政资源的政府去解决;最后是“意欲何往”意义上的解决,即依靠社会合作—互惠开发与实现共嗯同利益的根本解决。

  作为一般结论,追究财政治理终极问题的概念框架不仅是获得充分解释力的前置条件,还是真正解决问题和问题被真正解决的必由之路。该结论基于以下三项推论,它们均可从授权安排这个坚实起点上推导出来。

  推论一:规范行使财政权力必须遵从良治的基本原则,即法定约束、受托责任、透明度、预见性和参与。政府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是行使财政权力、也是财政治理的两个关键方面。人民在授予财政权力的同时,也一并约束政府遵从良治原则行使这些权力。

  良治原则不具体、不直接规制财政政策制定与执行,但时刻对财政权力的行使方式起着限定性作用。在这里,财政治理的主要困难在于保证决策者和管理者真正重视良治原则,将抽象的良治原则融入具体的财政行为,并贯穿于财政过程始终:授权→融资(税收、非税收入与借款)→支出→服务交付。

  推论二:妥善管理财政资源必须协调一致地追求核心财政成果,即总额财政纪律、战略优先性和运营有效性。重点不只是全面追求这些成果,更在于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全面追求这些成果。人民在授予财政资源的同时,一并赋予政府妥善管理这些资源的责任。

  财政治理因而不得不两面作战:约束财政决策者与管理者遵从良治原则以规范财政权力行使,确保协调一致地全面追求财政成果;核心要义不仅在于依靠“管理”解决问题,更在于依靠治理解决问题[4]。主要困难在于约束与引导决策者和管理者真正重视财政成果,避免“保障财政投入”压倒、代替或被混同为财政成果。实践中由来已久的“天真”治理观有害无益,即以为确定了政策目标与任务并给足了资金,就能大功告成而高枕无忧。正确且可靠有效的财政治理观是财政成果观:政策目标、任务和相应的财政投入与目标财政成果保持一致,并确保目标产生成果并协调一致地全面追求。

  推论三:共同利益依靠社会合作—互惠开发与实现。共同利益概念虽然很难把握且充满争议,但从来就是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特定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共同事务相结合时,我们就能立即领略到其真实含义与重要性。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与实现家庭和社群层面的共同利益,也有如此行事的合理动机。但面对超越家庭和社群范围的社会共同利益,个人既无动机也无能力去开发与实现,明智的做法是委托政府去组织与实施大范围社会合作—互惠,以此方式去开发与实现大型共同利益。人民授予政府财政权力和资源的根本依据(rationale)恰在于此,授权安排因此成为财政治理的逻辑起点,合作—互惠也因此成为财政治理的根本诉求,其必要性和必然在于把开发实现共同利益必须遵从的方式(社会合作)和终极目的(互惠)最佳地表达出来,并且很好地弥补了共同利益概念的缺陷:缺乏客观的、可量化的和共识性标准,以至几乎不可能保证形成完备认知进而指导实践。相比之下,社会合作-互惠概念有着客观公认的标准,非常易于认知和把握。

  同等重要的是清晰且充分区分两类社会合作—互惠模式,即家庭—社群财政的“互动商定”和国家—公共财政的“强制规定”,澄清其底层逻辑、比较优势与劣势以及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保证国家—公共财政治理向家庭—社群财政治理看齐:映照与模拟基于互动商定的合作—互惠模式,与其保持一致,以使强制规定模式尽可能达到互动模式所能及的合作红利和互惠水平[5]。

  基于以上推论,财政治理的标准概念框架可建构为4个核心概念的组合:财政授权、良治原则、财政成果和社会合作—互惠,如图4所示。

  标准概念框架将财政治理的大思想表达出来,这些大思想、特别作为其终极表达的社会合作-互惠(相互促进)的大思想,在一方面利益与价值观日趋分化、另一方面个体—集体命运更加紧密相连的当代社会里,对引领财政治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至关紧要,对激发真正的观念变革和实质性(而非纸面)改革更是不可或缺:

  · 财政授权既是财政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财政治理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因此,所有公共问题的财政治理解决,首先应是财政授权安排的解决;

  · 公共问题的财政治理解决,首先应是财政权力维度的解决,即遵从良知原则约束与引导财政权力行使方式,其次应是财政资源维度的解决,即依靠提高财政政策制定与执行质量系统地改善财政绩效;

  · 公共问题的财政治理解决,最终应是社会各个层面的财政合作-互惠的解决,即家庭-社群财政和国家-公共财政的内部合作-互惠与彼此间协调一致。

  本文接下来尝试将蕴含上述大思想的概念框架论证为标准框架,即具有强大解释力和广泛实践价值、因而可望据此展开基准讨论和指导实践的框架。与现有文献建构的概念框架不同,标准框架将财政治理视为始于授权安排(此岸)、经由约束财政权力行使和促进财政成果,抵达社会合作—互惠(彼岸)的动态循环过程。在与大量具体问题相结合时,标准框架的解释力和实践价值即可呈现出来,前提是保证决策者与管理者对该框架有一定程度的普遍理解,就现状而言这是一项复杂任务,主要困难在于理解该框架表达的“起点问题”和“终点问题”。

  “起点问题”即授权安排。授权安排为财政治理创设明智且稳健的起点,包括规定合作—互惠的根本诉求[6]。财政治理的真正开端是授权,至少应默认产生于授权,因为它使统治(rule)转变为治理(governance),从而为财政治理提供了原理上的论证;也因为它引导的大方向(社会合作—互惠)十分贴近当代财政治理的现实处境、困境与秘境。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回到起点上思考与解决问题总是最好的[7]。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也要求回到正确的起点上。财政授权安排将这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起点问题”最佳地表达出来,所要求的并非最优设计与实施详细的财政授权清单,包括许可和禁止的“支出清单”和“融资清单”,而是要求治理者理解和恪守授权安排的底层逻辑: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不会对每个具体问题都有明确或合理的主张,核心要义在于控制政府政策的大致方向,且合理恰当地表达为良治原则、财政成果和合作-互惠。

  “终点问题”即社会合作-互惠。财政治理应被解读和构思为政府—人民联手塑造与深化社会合作—互惠关系的过程。基于“意欲何往”的终极目的性关注,当代财政治理与治理改革的原则性任务,在于依靠社会合作—互惠开发与实现社会共同利益,并找到与建构实践路径。

  作为一般结论,“合作—互惠相互促进”信奉为“终极大思想”不仅必需而且至关紧要,因为它比几乎所有的其他思想都更深刻、更贴近抱团取暖的人类社会本质,也因为人类的一切进步与成果都是思想的创造物。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对思想创造力的实际运用,虽然思想看不到摸不着,但它确实是最值得依靠的(查尔斯·哈奈尔,2010)。

  基于以上认知,本文接下来的讨论分为四部分:首先阐释财政权力之治,解读良治基本原则的含义与相互关系,以及如何贯彻到财政治理实践中;随后阐释财政资源之治,解读三级核心财政成果的含义及其联结的发展目标,以及如何约束和引导决策者与管理者协调一致地全面追求它们;接下来阐释作为财政治理根本诉求的社会合作—互惠,包括界定合作—互惠的一般标准、财政条件和建构通用的描述性方程;最后阐释社会合作—互惠的财政治理的三类路径建构,涵盖功能主义、契约论和社会伦理准则路径。

  当代财政治理的现实处境(也是困境)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作为财政治理主角的行政部门拥有广泛的、通常不透明也很少被有效监督的裁量权,其范围和程度远远超出合理水平,主要领导控制大量财政资源的问题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约束与引导治理者规范地行使财政权力,防范和控制权力滥用与误用的高风险并控制其负面后果,成为财政治理改革亟待破解的首要难题,腐败问题强化了其重要性与紧迫性。

  原则上,财政委托人可以依靠严格且详细的规则限制行政裁量权,收缩财政代理人以权谋私的机会与空间,特别是采购、拨款、现金管理、公共投资和准财政活动等腐败风险高发区。问题在于,在真实世界里(而非法律或纸面上)很难满足这项苛刻条件,主要困难在于公民或其代表缺乏动机和能力发起监管和追责行动,代表性也成问题:民众意志与意愿由谁和如何被真正地代表,以及如何可靠有效地融入公共(财政)决策程序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致力强化人大的代表、立法和监督角色,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置于规范财政权力行使方式,就成为改进与强化财政权力之治的关键点。

  在治理文献与治理实践中,“方式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way)常被忽视或低估。财政权力既可能被武断或任意地行使,也可能以遵从良治原则(principles of good governance)的方式被恰当地行使。这意味着与“谁行使财政权力和权力多大”的问题相比,有效约束与监督决策者与管理者以遵从良治原则的方式行使权力更紧要,更具根本意义。

  以下五项良治原则的根本重要性根植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双重属性:消极地看,委托人和代理人(传统社会的官府与民间)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最难化解的人类社会利益冲突的主流形式,进而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造成深重的疏离感,甚至滑向颠倒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被异化为服务代理人的工具;积极地看,代理人对被授予的、合法的财政强制权力的运用,使得社会合作—互惠成为可能,以此方式开发实现共同利益不仅有利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也使整个社会受惠。

  作为良治的第一原则,法定约束(legally binding)指行政部门的财政行为必须遵从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核心与重点在于遵从立法机关批准的税法与年度预算法案的授权:行政部门既不能从公民和企业拿钱,也不能实施任何支出,除非得到公民或其代表的正式批准;“拿钱”即财政融资,不只是征税,还有非税收入和债务;支出不只是直接支出即政府自己提供服务的支出,还有日益增多的各种间接支出,支出包括补贴、税收优惠、贷款、贷款担保和(农产品等)价格保护,以及预算外实体(比如城司和金融与非金融公共实体)的准财政活动的支出。作为一般要求,间接支出和准财政活动不能逃避法定约束,包括会计、审计和监管标准。脱离法定约束诱发舞弊、腐败和寻租的高风险,还使公共支出规划和预算统筹变得困难重重。

  税收法定不只是税收条例或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更在于向公民和企业加诸和变更纳税义务的合法权力唯一归属立法机关,未经代表公民的立法机关授权或正式批准,行政部门无权向公民和企业施加和变更纳税义务,包括施加过于繁琐或并非必要且必需的履行(纳税义务)负荷,这是纳税人权益保护法的题中之义。

  除了形式法定(法典化)外,概念上完整正确的税收法定还包括程序法定和实质法定,两者的精髓都在于领悟和贯彻税收法治(Tax rule of law)的精神实质,即普遍良法的普遍遵从,这意味着税法须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最高皈依,以限制过度行政裁量(危害与代价极大)为根本诉求,还要求税收立法与修订过程的民主化与专业化,覆盖税收和“准税收”:虽无税收之名却有税收实质的“准税收”,典型地包括强制性收费与摊派。

  各级政府的非税收入亦须具有明确的法律基础,无论是否强制、是否属于等价交换意义上的公共定价(收费)。行政部门一纸文件即可收费的局面应尽快终结,《非税收入法》立法工作应尽快提上日程。《政府债务法》也是如此,其法律地位与约束力不应低于税法,因为从“举债是税收预征”的观点看,或者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角度看,以及“借新债还旧债终归不可持续”的观点看,政府债务虽无税收之名,却有(未来)税收之实:构成未来纳税人真实不虚的税收负担。

  预算法定指预算程序法定和记录拨款授权的年度预算法案(budget bill),用以约束行政部门的财政行为。预算法将法定预算程序界定为四个主要阶段,即行政部门准备预算、立法机关审批预算、行政部门执行预算和事后问责。年度预算法案约束行政部门的支出与拨款授权的金额、用途和时间保持一致。

  具有法律约束力。与私人支出不同,公共支出没有产权约束,预算程序.和预算文件的法定约束作为“保卫公款”和限制权力滥用与误用、控制腐败风险的第二道防火墙,与作为第一道防火墙的税收法定、作为第三道防火墙的“成本约束”联手发挥作用,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至关重要。

  预算法定涵盖三个层次:宪法规定的预算条款、预算法和年度预算法案。关键点在于确保预算文件首先作为法案[8],这要求采纳“真正意义的预算会计”编制,连同预算会计(区别于财务会计)账户记录立法机关批准的预算拨款金额、用途、时间与用途。旨在建构与强化预算法定功能的优先事项包括:

  · 清晰区分政府预算文件和部门预算文件,前者承载法律文件的功能,后者作为其行政执行文件;

  · 强化人大在预算过程中的三重角色——代表、立法和监督,预算审查的专业能力与审查质量,包括支出配置的战略优先性审查;

  · 两上两下的部门预算编制程序中的“一上”,改为“一下”即自上而下法启动的预算准备程序,即在预算准备的早期阶段公布全面且详细的支出限额,使预算申报从一开始就受到可得资源的“硬约束”;

  · 全面采纳“主要申报+附加申报”的预算申报制式,主要申报即作为人大投票表决基础的申报,区分经常支出、资本支出及其融资来源,附加申报提供补充性信息,包括功能分类、部门分类、规划分类的支出信息和部门政策的说明;

  · 开发“线]编制预算以形成年度预算文件的法定功能(财务法案)并建构与强化行政执行功能,覆盖支出周期4个主要阶段的预算运营,依次为拨款授权、支出承诺、核实交付和付款,至少应使用会计台账实时追踪与记录这些拨款和拨款使用的关键信息,因为它们是预算执行控制的基本要素和关键节点。(二)受托责任

  民主治理要求政府就其财政权力与财政资源来源、运用、过程和结果承担受托责任。首要的是公民代表对选举其产生的公民、行政部门对立法机关、行政部门内部行政主管对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受托责任,其次是行政部门内部一线运营机构对向其负责的行政主管的(绩效)管理受托责任。

  和管理灵活性时,正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绩效预算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无效(Shah and Shen,2007)。完整的受托责任覆盖三个层次:安全、合规责任和绩效责任。保护公共资源的安全是最基本的受托责任,底线是免于偷窃——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很高,这意味着满足公款管理的三条底线法则:法定授权、分离控制(内控关键点)和有效监控——公款动用置于立法机关的实时有效监控之下。

  合规责任针对取得和使用财政资源的行为,或者针对财政资源使用过程与结果。合规—绩效责任失衡和冲突由来已久。强势合规责任压倒弱势绩效责任,诱发不作为倾向和的蔓延,以牺牲绩效为代价。核心命题是发展绩效基础的受托责任体制,约束和引导决策者与管理者真正重视三级核心财政成果:总额财政纪律、战略优先性和运营有效性。

  · 强化预算文件的受托责任设计,尤其应表明谁对特定(比如教育和医疗)支出与服务负责、向谁负责和如何负责,以使预算文件成为“可被问责”的最重要的公共政策文件;

  · 加强针对三级核心财政成果的绩效审计,包括开发绩效审计准则和发布标准化审计意见,区分标准意见、非标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清理和取消妨碍绩效导向的繁文缛节,尤其是不必要的工作与运营流程及无效作业;

  · 构建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以奖赏表现出色的公共服务交付,包括对其做出贡献的个人与团队;

  · 预算拨款与绩效评价结果直接挂钩应尽量避免,确保资金需求的合理水平取决于政策重要性而非绩效评价;

  · 放松对一线运营机构的事前(投入组合等)控制,赋予其必要的管理自主性与灵活性,包括允许期末结余资金留用。

  一般地讲,发展中国家财政改革的中心命题在于强化政府对社会的受托责任,为此,应确保完整的受托责任链真实存在并正常发挥作用,涵盖“信息”和“问责”两个紧密联结的阶段。在信息阶段,代理人向委托人报告关于公共资金与资产取得、使用与使用结果的相关信息,委托人提出质询要求其答复;在问责阶段,权威机构做出权威性裁决,之后由其他权威机构实施惩罚。“报告—质疑—裁决—惩罚”应作为受托责任链的4个节点予以精心建构。

  财政透明度是政府诚信的基石,政府的财务诚信与企业的财务诚信至少同等重要。除了相关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保密情形外,政府和支出部门要确保财政信息在内部与外部的充分流动。信息公开是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保证被公开的财政信息具有透明度: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相关性和及时性,以及即便是普通人也能看懂和易于理解。

  在受托责任安排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保证透明度尤其重要,基本要求是在预算文件中澄清政府角色与责任、公开财政筹划(中期财政规划与财政政策意图)、公开财政账目以及公开预算执行过程。配套安排包括改革预算文件、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政府财政统计和政府财务管理信息系统(“金财工程”等),它们是社会公众观察政府所作所为、评估其受托责任的主要窗口。在互联网、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信息使用者对财政信息的需求增长强化了透明度的重要性,使其日益成为良治的关键要素。

  面对日趋复杂棘手的全方位治理挑战,当代财政治理的原则性应是创建预见性强的制度与政策安排,使人们能够多少肯定自己努力的成功前景,而不必依赖碰巧得来的运气。预见性原则帮助人们在努力—成功之间建立起积极的信心,强调法律与法规的清晰、预先可知,以及统一和有效地实施(Schiavo-Campo,2007)。缺失预见性会增加腐败与浪费的风险。

  预见性也是法治的精髓所在。预见性原则要求财政法律的普遍性,覆盖税收、非税收入、政府债务、公共支出、公共预算、政府间财政体制和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等各个方面,并确保普遍遵从。

  与其他法律一样,预见性原则要求财政法律广而告之,统一解释与实施,避免相互抵触或对立冲突。现状仍有相当距离:非税收入、政府债务、政府间财政体制、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以及地方财政缺失立法,预算法与规定法定支出的部门法律(如教育法与农业法等)之间的抵触与冲突至今依然存在,财政立法与修法程序的代表性和参与性不充分,执法裁量权过大并且缺少严格监督,如此等等。

  预见性原则的另一项关键含义是可得资源流量的预见性。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年度规模超过10万亿元,但比规模重要得多的问题在于制度安排应确保基本的预见性:确保下级(地方)政府提前1—3年即可大致准确预见可得转移支付总额、类型和相关条件。缺失预见性导致地方政府很难制定有意义的支出规划,涉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城市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其负面后果与影响至今仍被忽视与低估,与重视财政保障(保证投入)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很少意识到,保证未来可得资源流量的充分预见性,至少与保证财政投入同等重要。

  政策连贯性也是预见性原则的题中之义。缺失连贯性与稳定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类是丧失长远眼光的短视行为,另一类是损害规划能力——将中长期目标与当前活动联结起来的能力。多数政策目标需要若干年才能实现,“临时抱佛脚”势必失去采取明智行动的最佳时机,通常会造成不可逆的诸多负面后果,这是从过往经历中得出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

  事前绩效评价对增进预见性大有裨益。现行事后评价只是勾勒历史信息,缺失积极预见和预防必需的前瞻性信息,即类似天气预报的事前信息。建立标准化与通用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精心选择的政策和项目开展试验性事前评价,随后逐步扩大应用范围,应作为贯彻预见性原则的优先事项纳入改革议程。

  参与意指公众的话语表达和政府回应。公众包括普通人、社会群体、专家和媒体,即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长期以来,公众参与治理的非凡意义与价值,特别是弥补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根本益处,得到大量实证研究文献的确认。最重要的是:公共服务交付问题可以由公民和社会组织提出(Russel-Einhorn,2007)。

  在良治的前述四项基本原则未能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现行体制下,发展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对促进财政良治尤为重要与紧迫,重点应集中在“参与红利”最大最确切的三个关键方面。

  首先是支出规划的参与。在贴近公民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下游(民生)领域,比如道路建设与维护、社区建设、农田改造和垃圾采集与处理规划,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普通人也能做出重要贡献,其作用甚至不亚于专家。与基层官员相比,基层民众更清楚自己的真实愿望与需求,更能看清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工程、什么才是真正的民心工程,也比上级更了解当地官员的表现,从而具备更好的评估能力。多数公共设施与服务的状况和绩效的评估能力,更是如此。

  其次是绩效报告阶段的参与。预算绩效评价虽然实现了全覆盖,但公众合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依然很少,以至其意见与建议很难也很少出现在绩效评价报告中,进而作为“结果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给政策制定者。只有把绩效评价报告作为重要的沟通工具,即与公众和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的工具,绩效评价才能充分发挥改进绩效的作用。这也意味着,给出合理恰当的解释比得出评价结果(等级)更重要。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预算准备阶段的参与。预算准备指编制提交审批的预算草案,包括财政一审、政府二审、党委三审和人大终审。这个阶段始于当年6月底,截止于来年“两会”期间的人大投票表决之前,历时约8个月。与随后跟进的预算审批、执行和评估阶段相比,预算准备阶段的公共参与最为重要,这可能产生低调务实的成果,也最可能取得成功。但总的来说,现状并不令人满意,改进空间和潜能巨大。

  作为回应,各级人大代表应深入基层、深入社区、深入民众,把当地民众切实关注的目标、利益和有关事项及时反映到预算准备中,作为“民意预算”的一般方法。为使预算充分反映民意,从了解底层民众如何谋生开始总是最好的。浙江温岭发展起来的参与式预算模式提供了最佳范例,其可靠性和有效性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前景广阔且极具推广价值。

  竞争性的支出拍卖机制和服务拍卖机制也是如此,面向所有人、家庭、社会群体和社会服务组织,以使其有适当的机会和畅通的渠道参与财政治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和发挥重要作用。两类拍卖机制主要针对个性化和差异化、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社会服务支出。支出拍卖机制以给定的预算支出总额为拍卖标的,通常采取诸如“给你100万元你可以提供什么服务”的形式;服务拍卖机制以给定服务组合为拍卖标的,通常采取诸如“清扫1万平米街道垃圾需要多少支出”的形式。

  财政良治的以上五项原则是一个紧密联结、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个都有其确切内涵与外延,联结诸多关键细节和丰富内容,这些细节和内容直接或间接指向财政权力的行使方式。这些原则不会束缚治理者的手脚,因为它们许可治理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灵活追求各种特定目标,因而有利于激发自主性和能动性。

  然而,只有治理者愿意且乐于接受其约束与引导才有此效,为此,治理者应认识到这些原则并非抽象理想,而应在政策与预算文件中将其阐述为:

  · “达标”检查和事前设计时询问政策与规划是否促进与关注了这些原则,以及职责化的可能性(比如定期公开信息作为正式职责)。

  对良治原则的以上阐释对强化遵从很重要。遵从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鉴别关键短板,将其纳入财政治理改革的优先议程,如表1所示。

  基于良治原则的财政治理亦有其局限性,因为针对财政权力而非财政资源管理,导致忽视财政成果。与约束财政权力相比,追求财政成果与当代主流发展观的联系更紧密。

  作为财政治理的基本现实,治理者不仅被授予广泛的财政权力,还被授予规模庞大的财政资源——财政资金流量和财政资产存量。公共资金是公共部门可定期从预算中合法获得的最重要的财政资源,涵盖支出和融资这两个基本方面,后者包括税收、非税收入和借款,纳税人最终为全部公共支出买单。与权力维度的财政治理一样,资源维度的财政治理必须遵从财政授权安排,但目标已从遵从良治原则转向追求财政成果。当代公共支出管理文献将财政成果界定为三个核心层级,依次为总额财政纪律、战略优先性和运营有效性

  [10]。作为适合并值得所有国家与政府全力追求的成果框架,每级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目标——增长、平等和稳定,也因为成果是结果导向的关键要素,还因为“自上而下逐级追求成果”的改革议程的精髓所在。

  资源维度的财政治理,因而应被建构为全面追求理想财政成果进而作为发展进程核心工具发挥作用的过程,主要涉及三项复杂任务:理解并全面追求财政成果,区分并统筹预算的三级结构并联结成果,以及建立结果导向底线。

  从现状来看,这些任务既重要又紧迫。核心要义在于保证财政成果及其联结的发展目标,在治理(超越管理)层面被“统筹协调”地全面追求:财政政策的良好制定与执行,以及与政府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之间——乃至五项核心政府工作——的紧密关联

  [11]。就现状而言,统筹协调(反面是碎片化)不充分依然是困扰财政治理的核心瓶颈。(一)理解并全面追求财政成果

  总额财政纪律基本含义是财政总额受到“硬约束”,包括功能分类、部门分类和经济分类的支出总额。重点与难点始终是支出总额,其次为赤字总额、债务总额和收入总额。硬约束意味着“需要花多少钱”和“有多少钱可花”间的适当平衡,前者取决于政策目标及其支出需求,后者取决于经济预测和财政预测,关键在于把“现实的收入预测”作为预算编制的起点

  [12]。“硬约束”的另一个含义是财政变量与政策变量间及其内部间的一致性,比如3%的赤字比率是否与失业率低于5%一致,赤字与借款水平是否与收不抵支的差额一致,就业目标与物价稳定目标是否一致。成功的关键在于深度改革预算编制,尤其应采用基线筹划(baseline project)筹划“现行政策”和“新政策”的预算基线,以此作为制定财政政策与编制预算的最优化方法,确保预算总额变量与宏观经济政策变量一致和彼此内部一致,不一致会引起各种问题。

  总额财政纪律是财政管理的首要价值,无论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这有三重含义。首先,总额财政纪律攸关财政持续性和承受性,两者都是社会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战略优先性(二级财政成果)和运营有效性(三级财政成果)的必要条件;其次,总额财政纪律是控制公共财政同池资源问题及其负面后果的关键,对遏制过度支出、赤字和债务及其深远的负面后果与影响至关紧要;最后,过度支出、赤字和债务典型地属于“攸关所有人利益但所有人都不关心”的公共事务,这种形式的财政幻觉比税收幻觉更具麻痹性和破坏性,假以时日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13]。在(行使)他人权力和(花费)他人钱财的财政世界里,除了保卫公款安全,没有比总额财政纪律来得更高级的目标成果了。作为一般结论,在那些总额财政纪律松弛并引起各种后果的国家,财政治理的优先目标是全面强化总额财政纪律,取得进展后再把重点转向战略优先性和运营有效性。这个正确逻辑次序不应被模糊或颠倒。就当前情势及可预见的未来中长期影响而言,财政治理的头等大事莫过于恢复财政可持续性和可承受性,地方财政特别是基层财政尤其如此。绩效评价与管理侧重运营绩效有其自然合理性,但意识到三级财政成果紧密相连很重要,理应齐头并进,遵从“总额财政纪律→战略优先性→运营有效性”的正确逻辑次序展开。在总额财政纪律和战略优先性目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改进运营有效性很难取得大的进展。

  战略优先性的基本含义是兼顾财政公平与配置效率的资源配置,理论上取决于公民偏好与成本——偏好强度越高、成本越低优先级越高,实务操作上要求支出结构准确反映国家战略重点与政府政策优先性。此项重大诉求通常被表述为“集中财力办大事”和“预算统筹”,反面是财力过度分散等各种形式的碎片化(fragments),特别是经常支出、资本支出及其融资来源确定性缺乏整合,招致难以控制的负面后果,包括工期延长、成本超支、产能过剩和项目失败。

  运营有效性的基本含义是以合理成本交付契合公民偏好的服务,通常被描述为“投入→活动→产出→成果→受益→影响”,即运营结果链的因果联结,因果联结越紧密,运营有效性越高。运营有效性通常被计量为3E——经济性、投入产出效率和有效性的组合,公平和回应性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计量。

  三级财政成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发展的三个综合目标:增长,意味着蛋糕做大;平等,意味着蛋糕公平分享;稳定,意味着两者皆可持续。图5直观地显现了财政成果与发展目标的联结,总额硬约束为总额财政纪律的直白表达;虚线与实线箭头分别表示直接与间接影响。理解这些联结关系是理解财政治理如何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第一步,也是改革财政治理使其成为发展的核心工具的认知基础,因为发展目标必须约束与引导财政成果,以保证财政治理对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因为发展贡献是检验财政成果社会价值的关键一环。

  改进与强化总额财政纪律应聚焦全面、严格且详细的预算限额——支出限额尤其重要,通过功能与作用全面升级改造的《预算指南》,在预算准备的早期阶段向所有预算申报者公布,确保在预算限额的严格约束下申报与编制预算。

  改进与强化战略优先性应聚焦全面强化跨部门支出审查。确保公共支出基于“反复磨合”以实现合理配置——准确反映国家战略重点与政府政策优先性,向来是预算过程中最为困难、政治性最强的社会任务。优先事项有二:(1)全面升级与改造现行中期财政规划,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期宏观经济与政策框架”发挥作用

  [14],连同预算限额共同作为预算制定的合理起点,确保在“资源硬约束”和“明确方向感”的条件下进行预算申报,这是强化预算编制“宏观指导”的两个关键方面,部门预算的“一上”程序与此相悖,引发各种问题,亟需转换为“一下”启动的程序;(2)建立对政府与人大双重负责的跨部门支出审查委员会,作为促进“预算统筹”组织保证的关键一环,基于社会成本受益观对部门间配置的适当性进行严谨的专业审查。改进与强化运营有效性应聚焦开发与实现“纵向信息优势”。越是贴近民众的(基层与社区)政府,越是贴近服务交付的运营机构,越具有三类极重要的信息优势——偏好、成本与投入组合信息。政府的本质是服务人民。原则上,最了解这三类信息者最可能做得更好,但主要的前提条件需被满足:自下而上的民众问责和监督,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和公民赋权,赋予机构运营管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以及适当的激励机制。

  总的来说,改进与强化三级财政成果的一般方法应是“三级联结”:分清预算的三级结构——总额预算、配置预算和运营预算,确保每级预算(制定、审查与执行)紧密联结相应的财政成果与发展目标。

  对约束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全面追求三级财政成果而言,清晰且充分区分预算的三级结构并将其统筹起来是非常基本的要求。因为预算的总额、配置和运营问题有着本质差异,总额问题攸关财政持续性与承受性,配置问题攸关配置效率与公平——理论上取决于公民偏好与社会成本,运营问题攸关对目标受益者的服务交付;职责归属和决策层级也各不相同,预算总额和战略性配置决策归属“顶层设计”,运营决策——服务交付的经济性、效率与有效性——主要由底部的运营机构负责。

  区分旨在保证合理分工,统筹旨在保证有效协调。分工更优先,但协调更重要,因为总额、配置和运营问题在实践中不能孤立、而是在预算程序中被统一解决。要想了解国家—公共部门取得、分配和使用公共资源和如何应对复杂多元的利益冲突,也就是了解财政治理置身其中的现实处境——也是困境与秘境,就得了解预算程序的运作及其原则性任务,即决策者与管理者对其进行理性计算与控制以促进财政成果,由此对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成果导向的财政治理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深度改革预算编制——预算程序的第一阶段:确保采用“既区分又统筹”(财政成果)方式建立“三级联结”:预算的三级结构联结财政成果进而联结发展目标,如图6所示。

  建立与强化三级联结的优先事项包括:促进决策者与管理者对三级“预算结构—财政成果—发展目标”因果链的普遍理解,建立与实施联结机制与方法——帮助进行“反复磨合”的基线筹划尤其重要,建立与实施受托责任安排——预算文件表明谁对财政成果负责和如何负责,以及总额—配置—运营预算分开申报与审查,包括建立与实施“三级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作为配套安排。

  主要困难与障碍是配置预算—战略优先性间的联结,发达的部门分管(碎片化)体制加剧了联结的难度与复杂性。进而言之,与私人部门不同,公共部门没有货币尺度计量的“报表底线”(净利润、现金余额与所有者权益),以至资源配置灾难性误判的风险很高,开发社会选择的适当标准并导入预算决策既重要又紧迫,底线应是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判断(informed judgment)、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预防原则

  虽然结果导向(result-orientation)已然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与管理的强势语言,实践中的结果导向方法却大多错误或至少不正确,主要表现为信息混乱导致四条底线破防:产出—成果混同,产出未联结活动,产出—成果目标制定不良,以及缺失表明如何实现产出—成果目标的战略计划。

  产出混同为成果或未清晰区分在实践中很常见,无论运营预算还是配置预算和总额预算。例子包括论文发表数量被当作科研成果,门诊量被当作医疗卫生成果,招生规模或毕业生数目被当作教育成果,建设与分配经济适用房被当作住房政策成果,如此等等,在实践中导致广泛的目的性迷失、行为扭曲和资源浪费。

  就总额预算而言,产出是财政总额变量的目标(预算)值,成果是总额变量的约束水平——约束于财政可持续和可承受水平;就配置预算而言,产出是“被预算的支出重点与优先性”,成果是一致性——与社会偏好—成本组合、与国家战略重点/政府政策优先性之间的一致性;就运营预算而言,产出是被购买、生产和交付的产品或服务,成果是产出购买、生产和交付所要实现的目的。

  活动是组织投入产出关系与过程的基本单元。为提高投入—产出效率、降低产出成本、改进服务交付和强化产出对目标成果的贡献,产出联结活动总是必需的和重要的,唯有如此才能识别有效产出和无效产出,把资源从无效产出释放出来并转移到有效产出,优化与调整活动数量与组合,以及改进活动的成本有效性。

  准备、编制、审查、执行和评估预算是三级预算共有的五类主要活动,每项活动都有其相对独立的投入和产出,分别联结相应的财政成果层级。总额预算特有的活动包括总额财政—经济变量分析与预测,基线筹划(baseline project)即筹划现行与新政策的预算基线]

  ,规划评估,部门政策与规划的年度和中期成本核算,以及预算限额的制定与颁布实施。配置预算的特有活动旨在确定预算重点与优先性,包括收集与处理偏好信息、部门间资源分配和消除问题项目。能力建设也很重要,涉及收集与处理各类社会群体需求与偏好信息的活动,比如谁是、谁不是扶贫支出的合格获得者。排序活动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帮助建立和改进社会选择的一般标准,包括发展“客观”性较强的排序标准,主要指成本效益分析法、最低费用法、风险损失预估[17]

  。广义的成本效益分析包括社会收益、经济回报和财务回报分析,对改进预算配置很重要,但不能取代政治和政策的决定性作用。就运营预算而言,产出联结活动的难度较低,垃圾处理、警察服务、消防、供水与排水等下游性活动尤其如此。政策制定、咨询、司法服务和基础研究等上游性活动较难鉴别与计量,产出联结活动的难度较大,但并非不可克服。3.产出—成果目标制定良好

  无论总额预算、配置预算还是运营预算,产出—成果目标制定不良都会导致两类问题:要么无需付出足够努力即可轻易实现目标,因为目标值偏低;要么无论付出多大努力都不能实现目标,因为目标值偏高。无论哪种情况,假以时日都会诱发管理不努力(偷懒)。实践中这类问题很常见,但因为隐秘而很少被关注,至今仍是绩效评价中缺失的一环。

  绩效预算和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应包括一份部门战略计划,清楚地表明三项主要内容:政策与规划目标,联结政策与规划目标的产出—成果计量,以及如何实现产出—成果目标的策略,比如公共供应、合同外包或公私联合供应,自制还是外购服务。部门战略计划应作为预算文件的固定组成部分提交审查,其主要作用在于促使支出部门重新检查目标和运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机遇,证明预算申请合理性相对次要(Schick,2003)。

  就现状而言,以上4条底线远未被普遍理解与满足,表明资源维度财政治理的方法论基础依然薄弱。重视结果(财政成果与发展目标)不足以产生合意结果,除非确保方法正确——满足底线要求。信息混乱在实践中很常见,底线使决策者与管理者聚焦少量高价值信息,而非更多信息。

  明智的财政治理不需要最高目的——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但确实需要把建构与强化“社会合作—互惠关系”尊重为根本诉求,并在被理性计算与控制的财政过程中去实现这种关系模式。毕竟,财政治理和治理者不是落在真空中,而是落在社会中,归根结底要服务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开发与实现。开发与实现共同利益的最优方法正是合作—互惠的良性循环:更多合作带来更多互惠,更多互惠反过来带来更多合作。合作—互惠相互促进的思想十分深刻——超越其他几乎所有的财政思想,因为扎根于人类社会抱团取暖的本质规定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可为政府与人民联手促进社会共同利益提供合理恰当的指导

  [18]。关键点在于,合作—互惠之所以成为财政治理的根本诉求,是因为它十分契合授权安排的底层逻辑——社会共同利益,涉及以下三项论证。(一)财政治理缘起社会共同事务—共同利益早在民主授权安排开启近现代财政治理之前,家庭和社群层面的财政治理既已存在且持续至今:家庭与社群运用财政工具处理共同事务以开发与实现共同利益,个体—集体成员的健全关系由此被塑造为抱团取暖的合作—互惠关系。“共同事务→共同利益→财政工具→财政治理→合作—互惠”的因果链不只是存在于国家—公共财政,也一并存在于家庭—社群财政。无论就“财”(支出—融资)与“政”(约束“财”的规则与规范比如收支平衡)的存在与运作的事实而言,还是就其关联起来的“财政”存在与运作的事实而言,抑或就作为共同事务—共同利益的治理工具发挥作用而言,家庭—社群与国家—公共部门表现出显著的根本共性,并且都是基本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类特定共同事务—共同利益组合都规定一组特定的财政工具,在其作为处理共同事务—共同利益问题的系统方法的意义上,即称其为财政治理工具。在真实世界中,财政工具对共同事务—共同利益治理的重要性超越组织安排、行为结构和技术结构,无论家庭—社群财政还是国家—公共财政

  。从历史进程来看,家庭—社群财政治理一直发挥着与国家—公共财政治理本质上相同的作用,那就是依靠合作开发与实现蕴含于共同事务的共同利益。只不过家庭财政的治理范围(共同事务与共同利益)最小,国家—公共财政最大,社群财政居中。范围差异只是形式上而非实质性的,远未达到足以忽视共同缘起和共同本质的地步:社会共同事务—共同利益的共同缘起,依靠社会合作开发与实现的共同本质。小至家庭、中至社群大至国家乃至全球人类,各个层面的社会共同事务—共同利益,其显著的根本共性均可描述为三个特征变量的组合,即联合投入、联合产出和联合影响,每个变量都反映固有的自然属性。联合意味着自然属性的不可分性。时间线上的分化不应遮蔽同根同源的事实。家庭—社群财政治理几乎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只是在人类社会演进到国家时代和民主时代后,国家—公共财政治理才登上历史舞台,但基本事实始终未变:缘起和依靠社会合作开发共同事务—共同利益,只不过其范围超越家庭与社群的责任与能力半径。

  人类作为相生相克的“社会性生物”既长于竞争也长于合作,但在面对社会共同事务时,合作倾向通常压倒竞争倾向。这有两类原因:合作是别无选择的,因为人类个体固有的脆弱性注定单打独斗无力应对生存挑战,为共同利益进行合作才是生存之道;合作是情不自禁的,因为许多情况下潜在合作红利十分诱人。合作收益高于非合作收益的部分称为合作红利(cooperation bonus)。如果存在可实现的正值预期合作红利,人们通常会选择合作,也唯有如此才会选择合作。

  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如何以最佳方式(best way)开发与实现共同利益是另一回事。如果攫取不被当作选项,合作—互惠就是开发与实现共同利益的最佳方式。人类是地球上唯一既擅长小范围(家庭)和中等范围(社群)、也擅长大范围合作的社会性生物。国家—公共财政就是为大范围合作量身定制的工具,其底层逻辑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和互动失灵:国家作为合法暴力的唯一垄断者,通过强制征税与支出使大范围社会合作成为可能;为防范权力滥用并控制其负面后果,民主社会规定合法正当的政府权力和资源必须来自授权安排,由此为财政治理奠定稳健的起点。依托这一稳健起点,国家—公共财政已然成长为当代多元财政治理体系的主导力量,但并未取代家庭—社群财政治理的基础性作用。它们之间的健全关系并非取舍关系,而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作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相较于家庭—社群财政治理,国家—公共财政治理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产生于民主授权安排。授权安排对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有利。从社会与社会合作视角看,根本益处在于把强制征税和开支的权力授予政府,使得持续开发与实现大范围社会共同事务—共同利益成为可能,从而弥补家庭—社群财政不可避免的互动失灵:依靠互动商定无法达成合作—互惠。当社会共同事务—共同利益演进到超越家庭与社群范围时,依靠国家强制(征税与支出)开发和实现就是合理、必需和必然的,前提是保证合法强制产生于授权安排。

  然而,大范围社会合作是一回事,合作红利是另一回事。强制规定对达成大范围合作是必要且必需的,但也会带来巨大的逆效应—招致牺牲合作红利进而社会互惠的高风险。因此,公共治理视角下,国家-公共财政的“根本难题”应被解读为“社会合作”与“社会互惠”的兼容难题。在这里,社会解决之道要求国家—公共财政向家庭—社群财政看齐:模拟或映射互动商定方式,合理保证强制规定达成的合作—互惠模式与互动商定模式一致,特别是后者所能企及的合作红利水平;因为与强制规定相比,互动商定达成的集体协议更可能成为真正的契约协议(contractual agreement),即价格体系涵盖全部信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被完整保全的合作协议。必要强制与非必要强制由此区分开来。对国家—公共财政治理而言,必要强制和非必要强制是一种根本的二分法,必要强制的限定条件也是大范围社会合作—互惠的三个充要条件。

  社会个体成员最终为共同利益的集体供应成本(或总支出)买单。个体支付份额称为财政价格(fiscal price),加总的财政价格称为财政联合价格(fiscal joint price)

  。与非人格化的市场价格不同,财政价格是人格化的,即每个人支付自己的部分资源(人力物力或财力),与其他人的支付结合被关联为总价格——财政联合价格,彼此分担旨在开发与实现共同事务—共同利益的总成本。因此,财政价格和财政联合价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开放与实现共同事务—共同利益的过程[21]。区别在于,家庭—社群依靠互动商定,国家—公共部门依靠强制规定,两者均可描述为社会合作—财政价格通用模型,简称财政联合行动模型:ΣFPi表示财政联合价格,FPi表示个体i(1−m=个体成员总数)支付的财政价格,JI表示联合投入,JO表示联合产出,JR表示联合结果。“联合”的基本含义是不可分性,反映“社会共同事务”固有的、显著的三项根本特征:联合投入,即人力、物力、财力、无形资产等各种资源要素必须组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并达到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规模经济要求;联合产出,即满足使用者或受益者需要的最小功能单元,比如修建至少100米才可供使用者整体(不可分割)使用的公路,参保人数至少1万才能整体提供保险服务;联合结果,即结果导向(results-oriented)要素——成果、受益与影响——的整体不可分性,比如环境保护对健康与经济的影响很难归属到特定个人。

  社会共同事务的每个特征变量——联合投入、联合产出和联合结果——攸关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因此也是共同利益的特征变量。财政联合行动首先“开发”共同利益,即形成财政联合价格并转换为联合投入—联合产出的过程;进而“实现”共同利益,即实现联合结果——焦点是目标成果——的过程。前者描述为ΣFPi→(JI→JO),后者描述为(JI→JO)→JR,表明联合投入—联结产出的运营(operation)过程起着至关紧要的桥梁作用:将财政联合价格与共同利益的实现联结起来。

  财政联合行动模型作为社会合作的过程观模型,把真实世界中财政治理的过程化运作表达出来,但并未把真实的集体交换关系表达出来。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因为过程观只能告诉我们社会合作如何连贯地在财政过程中展开,不能告诉我们合作—互惠究竟通过怎样的机制或制度安排——集体交换——实现,特别是利益冲突如何解决和手段—目的—结果的社会可取性。

  集体交换(collective exchange)区别于市场交换,不妨定义为财政联合价格“购买”社会合作收益,即集体保障的共同利益形式。与市场交换不同,集体交换是社会个体—集体成员间的交换,即个体依靠集体力量抱团取暖意义上的交换。“人人为众、众为人人”的社会依存关系,反映社会深层(个体—集体)结构的集体交换关系

  ;家庭—社群财政如此,国家—公共财政也如此,只不过后者是国家—公共部门作为中介代理人,诉诸政治权力和财政强制组织实施的大型交换;作为代价,个体的集体成员不得不支付或承受额外的代理成本,从而减少合作收益。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成本也存在于社群财政,但没有国家—公共财政那么复杂棘手和难以应对。社会合作—集体交换的描述性通用方程如下:

  上式左边表示财政联合价格换取合作收益(cooperative return: CR),右边表示承担集体责任的共同体创造与分享合作收益,换取财政联合价格作为资源回报以维持存在与运作。⇌为互换符号,等式左边与右边可以互换。真实世界中的集体交换关系就是如此,但关键在于保证满足社会互惠的三个一般标准,从而成其为互惠交换。

  (1)个体剩余。个体剩余指社会个体成员的预期合作收益(CR)大于财政联合价格(ΣFPi),或者等价地说,集体交换合理保证个体获得正值剩余,可类比于市场交换的消费者剩余(物有所值)。给定其他条件,合作收益越高,财政联合价格越低,需求面的交换剩余越多。

  (2)集体剩余。集体剩余指财政联合价格大于合作收益的集体供应成本;或者等价地说,集体交换合理保证社会集体成员获得正值剩余,可类比于市场交换的卖方剩余(净利润)。给定其他条件,总成本越低,财政联合价格越高,供应面的交换剩余越多。

  (3)有益或中性影响。两类正值剩余使集体交换成为社会个体—集体成员彼此意合的交换

  ,如果还对第三方(尤指代理人)产生有益影响,至少未使其境况变差,即称其为名副其实的互惠交换。政府与人民、国家与社会的财政关系,或者更一般地讲个体—集体间财政关系,由此被塑造为真正意义上的、彼此成全的互惠关系。从现状来看,建构与强化这种互惠关系既重要又紧迫,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障碍远超家庭社区财政治理,这也是将其确立为财政治理根本诉求的部分原因。无论如何,塑造健全的“个体—政府—集体”间财政关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管理其经济、社会与政治事务的基础结构。亟需克服的困难与障碍主要有两类:鉴别并达成社会合作—互惠的财政约束条件,以及为其创建适当的实践路径。

  主要的财政约束条件有以下4项,这些条件共同保证集体交换满足社会互惠的上述标准。以社会合作—互惠为根本诉求的财政治理,核心要义在于全面达成这些财政条件。

  (1)遏制腐败作为第一要务。腐败指滥用公共权力和职位谋取非法利益,对财政治理的三个关键方面构成最大的单项损害,从良治原则到财政成果,再到社会合作—互惠。腐败与社会合作—互惠从根本上不相容。腐败较多的社会,合作—互惠水平必然较低,反之亦然。腐败不仅腐蚀社会合作的缘起——抱团取暖的个体普遍愿望,也危害合作红利创造与共享。以此言之,财政治理的第一要务是遏制腐败,致力于从财政制度、财政政策和财政文化上消除腐败的土壤与根源。

  构筑牢固的三道根本的防火墙机制实为财政治理当务之急。首要的是健全与完善财政法治,保证财政体系的各个主要方面满足普遍良法普遍遵从的法治要求,从公共支出、支出融资(税收、非税收入和债务)到公共预算与公共财务管理,再到政府间关系和地方财政。其次是健全与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能够操控不相容业务与岗位,覆盖财政过程的各个主要阶段,而以预算执行过程的财务合规性控制最为紧要,为此,记录支出周期预算运营信息的预算会计建设应尽快提上日程。最后,日常基础的国库现金流入、流出、余额和剩余现金投资,应置于各级人大的实时有效监控之下,特别是公款动用。

  (2)合作红利被持续创造与共享。不言而喻,只有存在预期可实现的合作红利,或至少合作收益不低于非合作收益,人们才会选择合作。这意味着如果家庭—社群层面的合作收益更高,或者市场机制比公共机制的资源配置更有效,国家—公共财政治理更应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家庭—社群治理在社会合作—互惠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意味着,国家—公共财政越是专注于矫正明显的市场失灵和互动失灵,创造合作红利的潜力与能力越强。作为一般结论,财政治理应以市场—互动失灵作为采取干预行动的根本依据,或者至少提供原理上的有力论证。

  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点看,共享比创造合作红利甚至更重要,更能决定合作—互惠的成败。如果共享程度很低或被少数人独占独享,即便总的合作红利很大,也会破坏社会合作与集体交换的基础,使其沦为零和乃至负和游戏。无论就以低成本互动商定达成合作而言,还是就共同体成员完整共享利益与情感形式的合作红利而言,家庭财政都堪称治理的标准范型,对国家—公共财政治理深具借鉴与启发意义。

  创造与共享合作红利必须是可持续的,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可承受性。如果某级政府失去独立清偿到期债务本息的能力,通常被视为财政不可持续的显著标志;如果失去独立应对内外风险冲击的能力,则被视为财政上不可承受的显著标志。两种情况都发出现行政策亟需调整的明确信号。

  (3)财政价格不高于支付意愿。推论起来,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的基本元素就是个体偏好。支付意愿是对个体偏好的最佳计量与表达,

  ;因为民主治理尊重知情判断,也因为尊重支付意愿才能扩大合作潜能和促进合作红利最大化。

  集体交换如此,市场交换亦如此。举例来说,如果强制某个消费者支付高于其意愿的价格购买商品,将导致交换沦为卖方收益、买方受损的零和游戏,甚至交换消失的负和游戏。作为一般结论,没有对支付意愿的计量与尊重,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互惠可言。一如国家—公共财政治理的明智开端是授权安排,建构与强化作为其根本诉求的社会合作—互惠关系的最佳起点,正是反映本国公民支付意愿的财政价格。强制规定财政价格(分摊财政成本)是一回事,保证财政价格不高于支付意愿是另一回事。在这里,财政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将全部财政负荷还原到个人税单上,使每个人都能看清自己真实的全部财政支付——财政价格;与此同时,运用多种可靠有效的方法评估个体支付意愿,从而使财政价格与支付意愿的比较、估计偏好损失进而改进决策成为可能。

  这种宝贵的防错纠错机制正是现行财政治理体系所欠缺的。发展财政治理的需求面方法,特别是支出规划制定、绩效报告和预算准备阶段的公民参与,公民税收评估和公共服务状况的公民调查,以及作为绩效管理“新范式”的预算支出—服务组合拍卖机制

  ,亦有此效。这些旨在重构、改进与强化财政收支联结的相关努力,有助于合理保证财政价格不高于支付意愿——社会互惠最重要的约束条件。(4)财政联合价格不低于供应成本。供应成本指实现合作收益的总成本,即社会共同事务—共同利益的集体供应成本。从公共物品到再分配、再到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的国家—公共供应,都对应某个最低或最合理的成本水平——通常为满足规模经济要求的成本水平,低于它将导致没有供应或供应不足。财政联合价格如果低于供应成本,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财政治理可以通过两面作战达成此项条件,一方面使庞大的公共支出受到成本约束,另一方面提高财政联合价格;前者减轻公民与经济的财政负担,提高合作红利和社会服务水平,后者恰恰相反。因此,降低成本比增加收入更契合社会互惠。然而,收入(预算)极大化比成本最小化的吸引力大得多。众所周知,公共部门喜欢成本与私人部门厌恶成本的倾向形成鲜明对照。从现状来看,成本依然是主要问题——庞大的公共支出缺失有效的成本约束,无论结构成本还是高昂的隐形社会成本

  。以上四项财政条件共同保证集体交换满足社会—合作互惠的一般标准,即前述的个体剩余、集体剩余和有益影响。在此意义上,财政治理的原则性任务是创造并达成这些条件:财政权力与资源服务于社会—合作互惠,稳定地创造和共享合作红利,财政价格不高于支付意愿,财政联合价格不低于供应成本。满足这些标准与条件的集体交换方程如下:

  以上方程也称基于社会合作—互惠的财政治理通用方程,普适于家庭—社群财政和国家—公共财政,可视为对财政问题(fiscal issues)进行现代基准讨论的基础,因为集体交换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视角下的财政本质,最适合作为财政世界的通用线)。

  为获得足够的解释力和指导实践的广泛能力,一个合理恰当的财政治理的概念框架不仅要直面我(财政治理角色)是谁、从何而来,更要直面第三个终极问题——关于意欲何往的社会合作—互惠之终极目的性关切,包括引导我们探究其实践路径。依据对社会共同利益概念的不同理解与开发实现方式的不同,可鉴别为三类主要路径:基于功利主义、契约主义和社会伦理准则路径。它们并非取舍、而是殊途同归的互补关系,各自为依靠合作—互惠开发实现共同利益提供内容明确、细节丰富的不同选择。(一)功利主义的财政治理路径建构

  此路径的财政治理把社会共同利益界定为一组以物为本的政府政策和部门政策目标,综合为前述的财政成果及其联结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财政治理的原则性任务被设定为:以合理成本交付契合公众偏好的公共政策与服务,并持续保持如此作为的有效激励。旨在达成此项任务的路径建构要点简述如下。

  合理恰当的政府职能和财政行为限定为矫正明显的市场—互动失灵,包括控制其负面后果与影响。这有三项重要含义。首先是避免与民争利:政府应做人人都需要、人人都不想做或做不好的事情,主要指非竞争性和非营利性领域的社会共同事务与共同利益,旨在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家庭—社群财政发挥基础性作用开辟与拓展空间,以及通过减少直至消除缺位与错位促进职能合理化。

  其次,弥补市场—互动失灵的努力,集中反映为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公共预算、中期财政规划等财政治理工具,基于结果导向的正确方法(前述的三条底线),协调一致地全面追求财政成果及其联结的发展目标。

  最后,财政治理越是贴近市场—互动失灵显著且严重的领域,越是在此基础上追求财政成果和发展目标,对社会合作—互惠的贡献潜能越大。市场指数对量化评估市场失灵程度和促进政府职能合理化很有用,定义为竞争潜力、服务特性、用户付费可能性、责任社会性和环境外部性五因素的量化平均值,指数越高越适合市场提供(桑贾伊·普拉丹,2000)。

  竞争潜力涵盖规模经济、沉没成本和替代服务三个次级要素,服务特性区分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与“俱乐部物品”,责任适合性指基于公平考量是否为政府而非私人的责任。

  基础牢固的民众支持是建构与强化社会合作—互惠关系的关键一环。给定其他条件,民众支持度越高的公共政策与预算领域,典型的如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保障,合作—互惠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越高。

  除了强化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和提高履职能力外,提高民众支持度的主要方法是公共参与,优先事项包括:加强预算准备、公共规划和绩效报告的公共参与,这三个环节的参与更可能取得低调务实的成果;在地方政府层面逐步扩大预算支出—服务组合拍卖机制,针对个性化和差异化强、贴近民生的各类社会服务,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与社群开放;改进预算文件制式并强化其功能,包括开发公民友好型预算报告,预算报告中包含一份“公民摘要”,以及保证公众免费、实时获得相关信息。

  现代社会中,政府主要通过公共政策和公共预算发挥作用,但只有两者紧密结合并关联起来,作用才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因为公共政策不得不在现实的预算(资源)条件下被制定与执行,也因为公共预算理应作为公共政策的核心工具发挥作用。两者缺失联结一方面导致不现实(理想化)的政策,另一方面导致收入驱动而非政策驱动的预算过程(花钱游戏)。

  近期政策文件强调预算统筹、强化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和集中财力办大事,中心主题都是加强政策—预算联结,特别是直接联结——预算支出直接联结政策目标。该主题与社会互惠—合作紧密相连,因为政策—预算制定与执行质量和相互联结松紧度,攸关所有人与社会群体的利益,进而攸关民众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认同度与支持度。

  作为加强政策—预算联结量身定制的方法,基线筹划(baseline project)已然成为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预算的主流方法。在一些国家,管理基线及相关的控制已经成为财政的最重要的预算责任(Schick,2002)。最近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基线筹划行之有效,至少比其他方法更可靠更有效,其显著特征和优势在于清晰区分“现行”政策和“新”政策,在此基础上分别筹划其预算基线,通常还要筹划节约基线。与基数法和零基预算法不同,基线筹划要求仔细评估现行政策(假设不变)的未来财政影响,据以筹划现行政策是否、何时、多大程度和如何调整变更。

  此路径建构根植于共同利益的社会契约观,即共同利益通过人本主义的契约精神得到最优表达,通过达成与实施彼此意合的合作契约得到实现。重点不在于契约条款设计,而在于对契约条款的信守,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契约、明确的还是含蓄的概念化契约。

  实践中常见的财政契约有两类,一类是政府与人民(或国家与社会)、公民与公民代表间的财政政治契约,另一类是政府内部上下级间以及运营机构与外部供应商间的财政绩效契约;前者的固有特征是笼统模糊,责任追究非常难以实施,因为委托人缺乏组织性和发起追责行动的能力,即所谓的不完全契约和内部契约问题;后者清晰具体,主要内容包括交付哪些政策与服务、绩效指标与基准是什么,以及如何量化和获取信息。绩效契约是管理性契约,达成与实施的主要困难有两类:不可控因素的干扰(噪声效应),而且很难排除;预算资源申请及相应目标与任务通常由政治程序硬性规定,不允许讨价还价(契约的特征)。有些文献将两类契约方法结合起来,阐释为公民中心的财政治理模式,旨在弥补传统供给面方法的局限与缺陷,主要指向地方和地区政府(Andrews and Shah,2003;Shah and Andrews,2005)。

  从现状来看,财政政治契约路径建构的优先事项包括:强化财政立法与修法过程的社会参与,强化公民约束其代表履责、代表约束政府履责的能力,国家—公共财政作为培育公民的学校——培育知晓并乐于承担财政与非财政义务的现代公民。鉴于公民或其代表不太可能对每个问题都有自己明确或合理的主张,要旨在于诉诸财政政治契约控制或影响公共政策与预算的大致方向。

  财政绩效契约路径建构的优先事项包括:建立结果导向底线,确保全面遵从结果导向的正确方法和避免信息混乱;改进绩效计量与评价,包括对其本身进行绩效评价,从侧重事后评价转向侧重事前评价;推进绩效评价标准化、一体化和通用化进程,以减轻评价负荷、提高评价效率以及增进可比性与横向竞争;放松对运营机构的事前控制,赋予其运营管理自主性和灵活性,开发应用激励相容机制以激发运营机构的(成本与投入组合等)信息优势;鉴别与扩展成本绩效分析最佳实践,以促进决策者与管理者真正重视成本与成本有效性;开展公民税收评估和公共服务公民调查,这类需求面信息对改进税收政策和服务交付非常有用;全面强化公共财务诚实与诚信文化建设,尤其是确保公共预算和财务报告公允地反映政府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以及避免拖欠债务等支付义务。这些努力旨在为财政绩效契约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

  作为社会评价(应给—应得)最普遍的形式,社会伦理准则把人们合理拥有与获得的财产和权利尊重为正当,包括基于知情判断自愿签订集体合作协议的权利,无论在一般原则还是做出具体决定的层面,只要该协议是人们一致希冀的,并且无损其他利益相关者与社会利益;无论是否涉及再分配,也不排除运用强制手段达成与实施该协议。

  此路径建构的核心要义是公共成全(public fulfill),即财政治理作为公共成全机制发挥作用,涵盖两个关键方面。

  依靠互动商定自愿达成集体协议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种种困难与障。